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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我们了解了学界鬼才福柯的事迹，而与他同样耀眼的，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时同样常见的便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理论庞大而复杂，连尔佳都说她在考研阶段曾经背到哭出来。

他是一位致力于建构人类传播理性家园的批判大师，是当今批判学派的精神领袖，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 哈贝马斯的成长经历 —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1949年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德国文学、经济学等专业。毕业后，哈贝马斯从1954年到1956年任自由记者。记者生涯使得哈贝马斯更加关注现实政治，1953年海德格尔事件也使哈贝马斯逐渐意识到理论不应当超脱于现实的政治之外，而是应该植根其中。他的后续理论均与现实政治与民主宪政的实现密切相关。

1956年哈贝马斯前往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院，担任早期批判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阿多诺的助手，阿多诺让哈贝马斯与人合作进行大学生与政治这一课题的研究，按霍克海默的想法，该课题应当使用经验的方法进行，但哈贝马斯大胆地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提出看法，使得霍克海默的不满。1962年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其批判的观点更未得到阿多诺的认可，无法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

1971年，哈贝马斯离开法兰克福。前往巴伐利亚的斯坦堡，参与了麦克斯普朗克“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的创建工作，后任所长，在此，哈贝马斯于1980年出版《交往行动理论》层次获得世界性声誉。1982年，哈贝马斯返回法兰克福担任哲学教授。此时哈贝马斯彻底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地位。在1994年，哈贝马斯正式退休。2001年，哈贝马斯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在颁奖典礼上，时任德国外长菲舍尔对媒体说，“哈贝马斯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家”。

哈贝马斯的传播学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关注政治公共领域中被扭曲的交往活动，代表作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个阶段主要研究交往行动理论，其理论主要集中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动理论》中通过对交往行动理论与交往理性的探讨，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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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领域?—

一、公共领域的起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作为行动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劳动和工作都只是私人领域，面临的都是物的世界，而行动才面临人的世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中，从而超越劳动与工作达到不朽。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的典范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因此也常被称为古典型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继承了阿伦特将公共领域视作观点的竞技场的思想，又提出了更多类型的概念扩展了公共领域。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从政治的概念而来，不同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自发性是人们之间这个空间产生的前提，多元与差异是政治的本质，强调观点与意见的异质性。哈贝马斯则更注重作为公众的私人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强调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公共领域的界定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

应当具有以下特征：（一）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是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因此它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对于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公共领域讨论的应是私人领域的“一般性问题”，内容应当是公共事物。（二）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威领域是相对立的，公共权威领域即国家机器机构，作为公共领域的公众有权对国家的行政活动发表意见，提出批判，它说到底是一种公共舆论领域。在这个舆论领域中，大众应当不分出身，不分职业，不分阶级，具有平等的表达机会。（三）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再生产与政治权利的分离，以及公共权力与生产劳动的分离，使得纯粹的私人，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而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开始组成公众。从私人通信系统中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为媒介，公众在咖啡馆、沙龙、俱乐部等场所自由集会、讨论，提出批判。在讨论中将产生自主形成的社团。

三、公共领域的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称得上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雏形的是文学公共领域。从纵向上看，17世纪的咖啡馆与沙龙遍布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贵族借此积极参与社会交往，最初他们探讨的是文学问题，进行文学批判。而随着商业政策的变化，重商主义政策使得大众意识到商业政策对私有企业的重大影响，开始就交易规则、税收和价格等关乎普遍利益的问题取得共识或合意。当批判从文学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诞生了。

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他不讳言其他类型公共领域的存在。从横向上看，同时存在平民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等。因此，“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在同一时期也同时存在不同的类型。而由于“一直不信任‘大众理性’”，哈贝马斯当时忽略了小市民和下层市民为代表的下层

阶级活动于其中的平民公共领域。

四、公共领域的内在矛盾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应当是公私分明的，在公共领域，私人应当抛弃谋取私利的念头讨论公共事物，也不应当以任何形式阻止任何群体加入争论。但哈贝马斯自身也意识到了理论的矛盾性。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人性观念和私人自律与阶级整体的逐利本质相冲突，不断获取资本的需求使得讨论内容无形中为自身团体服务。另一方面，虽然公共领域坚持普遍性开放的原则，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却将教育与资产作为阻隔下层市民的理由，从而借这种被动的沉默，将本阶级的利益普遍化为公共的利益。现实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是残缺的，也最终导向自身的衰落。

五、公共领域的解体

在18世纪盛极一时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9世纪后期逐渐衰落，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报刊业开始由政治性向商业性转化。媒介利益渐渐集中，开始了“重新封建化”。这种“再封建化过程”始于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被破坏。

（一）基础的坍塌

由于新经济干预政策的实行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机制化，一方面，私人领域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在公共权力介入时转移到了政治层面，国家得以干预社会领域。另一方面，私人组织如政党、利益团体也开始突破私人领域的界限，向国家权力渗透，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同步进行，从两者之间和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它取代、消解了私人成为公众、管理共同事务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签名）

（二）抵抗的失效

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逐渐融合，家庭作为私人领域开始萎缩，日益脱离了社会劳动的功能关系。家庭成员的应急、养老和工资、薪水开始依靠社会福利国家，此时私人的意志仅留存于消费功能中，家庭失去了经济职能，也失去了塑造个体内心的力量，家庭成员越来越受到传媒力量的支配。

（三）文化的异变

崇尚经济利益的大众传媒、广告和公关所倡导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力量，以及政府通过传媒操纵的公共领域渗透的政治力量的多重作用下，私人领域失去守护，逐渐走向公共化。文学公共领域成为文化工业、大众传媒产品的入侵口，逐渐崩溃。私人阅读培养的个体批判意识和社交中的讨论，被大众传媒营造、操纵的公共性取代。公众的政治参与沦为政治选举时的政党舆论导引下的投票行为。

（四）报刊的迷失

大众报刊的变化尤其体现出批判精神的消亡，报业意识形态对立色彩下降，逐渐转向商业利益的争夺。报业形成大财团，并逐步陷入利益集团的掌控。为了减轻阅读心理负担，获得销售量，大众报刊选择牺牲严肃的政治内容，转而报道耸人听闻的趣闻。消息与评论也被软化，在休闲娱乐的包裹下，以放松取代思考，从而导致对娱乐的消费，而非对理性的公共应用。

（五）公关的侵蚀

公共关系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侵蚀同样是一个致命因素，在资本力量的参与中，公共策划者不断制造新闻，吸引媒介与大众的注意力，此时私人利益通过公共关系，以公共利益的面目侵占公共领域，获得形式上的“公共性“，从而取得巨大的广告效益。最终形成的公共舆论只是一种伪公共利益，缺失了公众的普遍利益，只是私人利益改头换面的结果，这无疑动摇了公共舆论的根基。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又带上了封建形式的特征，利益集团重新统治了大众的语言与思想。?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提出之时无疑是有一定先进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自由讨论的风气，似乎能够成为欧洲未来政治批判与监督执行的典范。但其内在的绝对矛盾，阶级的局限性，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科技力量的发展都使得公众、公共性、共识，或分裂动摇，或被排挤，或让位于妥协。公共领域最终分崩离析。

六、公共领域在中国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用来理解和解读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这一组现象的。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理念和实践来看，它们具有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在此空间之中从事公共批判，形成公众舆论。

中国的经验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和模仿，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移植而来的外来理念或结构，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明清时期到民国初期的公共领域确实有个比较好的发展，但随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停滞了，建国之初的政治运动则使得市民社会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直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市民社会才重新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意味着我国市民社会地位的确立，不同利益团体重新分化和组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使得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

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因此我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一种根本的矛盾与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监督与协作的关系。公共领域理论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批判与监督的论坛。

威胁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不是哈贝马斯所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权力和金钱的软性渗透，而是无法在社会制度内部获得其稳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以及日益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难以保持其独立的、超党派的公共性。

——考研使用建议——
在公共领域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与消亡，舆论的公共性，公共领域与西方政治的关系、新闻专业主义等可以结合公共领域解体的原因使用。

公共领域的核心在于公共意见的讨论，这要求讨论的参与者是独立的理性个体，且不受阶级与群体所属的限制，讨论的内容也应当是公共事物。法律应当保障自由讨论的权力，在对政治的自由批判中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这种多元开放的讨论环境使得西方的议会政治逐渐发展，但也要警惕阶级固化与刻板印象带来的群体偏见与隔阂，以及伪装成公共意见的私人话语，媒介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由于资本侵蚀与群体区隔，使得公共舆论异化为阶级舆论。也应时刻警惕文化工业对大众理性思考能力的破坏，避免电视评论沦为电视娱乐节目。

在回答非常经典的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以及社交媒体能否成为公共领域时可以结合公共领域的特性、内在矛盾与解体的原因回答。

社交媒体虽然更加开放交互，给予更多大众发言的权力，公共舆论中的意见更加多元，但充斥其中的却并非都是理性的话语，后真相时代下的讨论意见为情绪裹挟。与此同时，被看见的机会并不都是相等的，过量内容的出现带来的可能只是意见的从沉默到沉没。

愈发娱乐化与商业化的媒介在表现形式上可能更加娱乐化，其讨论内容也并非严肃的国家事物，而只是娱乐消费消息，在文化工业的强大麻醉中，获得话语权的大众或许更愿意讨论明星与奢侈品，文化消费的公众逐渐取代文学批判的公众，公共领域核心的批判精神不复存在。

?资本力量与公共关系对媒介的侵蚀始终值得警惕，19世纪公共领域的解体毁于资本力量对大众话语的占据，在当下或许资本无法明目张胆的重现再封建化，但隐含的热搜技术逻辑，推送背后的算法黑箱都可能为资本利用，使媒介沦为利益集团或个人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也给予公共领域形成的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依法治国的完善使得中国的公共领域愈发功能完善、制度健全。但中国依然存在阶级的断裂与失衡，cnnic最新的报告再次显示了网络使用群体的巨大差异，这既可能强化对某些群体的压制性意见，也使得理性思考与价值观可能出现剧烈冲突。?

真题链接

1.????舆论的公共性（华南理工大学2018年637）

2.????微博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吗？请说出理由。（厦门大学2019年440）

3.????为什么说公共舆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浙江大学2017年440）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场景中，有学者围绕媒介与公共空间、媒介的公共性、媒介与公共参与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谈谈你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生活面临怎样的历史语境;公共生活在中国如何可能。（浙江大学2019年440）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最后，面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哈贝马斯仍认为政党之类的公共领域，在合适的环境下可以发挥公共领域作用，这也是他提出交往行动理论来重建公共领域的契机。由于哈贝马斯理论的复杂性，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与早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发展关系将在下一篇详细论述，大家要尽可能理解公共领域这一定义，在传播学分析时会大有用处哦。

参考文献：

许纪霖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斯蒂芬·穆勒-多姆《尤尔根·哈贝马斯传》

石义彬《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