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导师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_研究生

原标题：将导师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浴火凤凰

本号原创

2020年秋季开学的第一个月，高校及教育部接连传出的几条消息，令所有研究生的心情既沉重而又茫然。

9月初，浙江大学动科院一名女博士在寝室内烧炭自杀。据悉，这位女博士被导师过度压榨，逐步成为重度抑郁患者，只能靠药物才能入睡。8月份，她心态崩溃回家休养，但期间导师多次线上派发任务，9月本打算回校复诊，却选择蹋上了不归之路。

没过几天，9月19日晚，南京大学仙林校区19栋楼，又有一位女博士坠楼身亡。

9月20日晚，南大研究生自发来到19栋楼悼念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9月22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

针对人大代表在提案中提出的 “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则表示，该项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 教育部将充分采纳此条建议，并进一步开展工作。

此消息一出，立即在研究生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留言表态：

@i can’t change： ？？？嫌导师对研究生的统治权还不够大？

@以勒： 导师掌握研究生的生死大权后，在绝对权力下，研究生有否可能从个别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变成“奴隶”？这点也需考虑。

@凯：前提是老师确实品德好，遇上那种想找免费劳动力的老师，惨了！

@东方红： 一人定生死，更可悲！

……

上述消息在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同时，也将一直以来存在的 “研究生导师权力过大”这一尖锐矛盾再次暴露出来。

01. 当前导师权力过大的可悲后果

导师，顾名思义，是在研究生的学习、科研中给予指导的老师， 传道、授业、解惑是导师的本职工作。

可事实上，当前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学习”和“指导”这一简单范畴。部分导师凭借师生之间天然高一级的地位优势，以及拥有“生杀大权”的绝对权威，使所带研究生沦为以下“四种”特殊类型。

第一种“雇工”型。

研究生称“导师”不叫老师，而是叫“老板”，从这一称谓上就能看出二者的雇佣关系，甚至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目前，很多导师拥有自己的研究项目或名下公司，本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自己负责申报项目，将研究生当成天然的免费雇工，接连派发任务，美其名曰“提高科研能力”，实为变相“创收”。

如果项目赚了大钱，导师也许会施以恩惠，给研究生发点“工资”。当然，也有心黑的导师，不管赚不赚钱，项目所得资金全是自己的，工钱一律不给。无论哪种情况，有的学生由于“创造效益”的能力特别出色，导师会百般阻拦其按时毕业，无非就是想要多用几年免费劳工！

第二种是“家奴”型。

这类研究生要保持24小时手机开机，并且随叫随到，为导师取快递、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遛狗或者干其他家务活，学生俨然成了导师家的“小时工”，当然也是免费使用的。学生的人格被肆意践踏，心中不由暗怨丛生。

第三种是“性奴”型。

教师这个光辉的职业，并不是所有从业者都是“为人师表”，也有一些“衣冠xx”。2018年1月12日，对外经贸大学一教授被指性侵一女研究生数月；2018年1月1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被实名举报性侵女研究生；2017年12月19日，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指长期猥亵性侵女研究生……。其实，此类导师性侵女研究生的案例非常多，有些学生为了学位或者名声而选择隐忍，没有揭露出来的案例恐怕更多。

第四种是“钱包”型。

有些研究生家里有些钱，本人也只是想混个学历，不愿太用功。于是，有些导师就会变相运用权力，将自己买房、买车、婚嫁之类的信息不失时机地透露给研究生，而学生家长“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些费用的买单者。

当然，以上四种类型并不能完全包含所有不正当的师生关系，有的研究生也可能同时属于两种或以上的类型，如既当着“性奴”又是“家奴”“雇工”。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些师生之间关系的乱象，其主要原因还是导师手中的权力过大，掌握着“生杀大权”，学生能否被录取、能否发表论文、能否顺利毕业甚至能否找到好工作，往往只取决于导师的“一句话”。于是，导师就成了“商人”，通过变相出售“权力”来得到想要的一切。

02. 第9546号建议真的靠谱吗？

当然，人大代表提出第9546号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质量。但是，这条建议的可行性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上，那就是： 导师和研究生都是完美的理想个体。

在这种假设中，导师具有崇高的师德，渊博的专业知识，以及卓越的团队建设能力；而研究生具有远大的科研理想，勤奋好学的钻研精神，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以及娴熟的团队协作能力。

当双方都满足以上条件时，导师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地对待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因人制宜地制订最佳的的培养计划和毕业标准，研究生献身科研、尽己全能、学有所成，最终顺利毕业，这样的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种假设中的完美导师与研究生真可谓是凤毛麟角，所以，这条建议的可行性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从研究生角度来讲，如果科研能力不足或是不肯吃苦，只想混个日子拿文凭，那么，这条建议完全可以杜绝研究生滥竽充数的现象出现，并且有利于提升我国学术界的科研水平。

从导师角度来讲，假如师德不高，若以研究生毕业为要挟，又是否有针对导师相应的实质性约束呢？即使有，又能够给予研究生多大程度奋起反抗捍卫自身权利的勇气呢？再假如，导师学术水平不行，根本没法指导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呢？研究生读了这么多年，最后该怎么办？

退一万步来讲，基于“人性本恶”的观点，建议中提到了“规范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同时对导师放权”，看似对师生双方都有限定和约束。但是，规范指导过程如何衡量？

如果导师有权利用“一票否决权”决定研究生学术水平是否达标，能否正常毕业的话，那么研究生对“规范导师指导过程”是否具有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没有，那么师生双方所受到的约束显然不对等。

更严重的是，若真的把导师的决定权写入正式规定之中，就将彻底改变师生之间的博弈局面，研究生基本上可以彻底缴械投降了。碰到不好的导师，那你也只能认命，诸如跳楼自杀、举报导师之类的行为，都只是学生的违规操作罢了。

如此一来，是不是真的有些可笑、可叹？

03. 完善限制导师权力的制度机制

个别导师的不良行为，在研究生心中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然而，由于这些行为多发生于封闭的实验室环境难以发现，更重要的是，针对导师权责的约束制度和相应的监督体系并不完善，研究生对导师的合理申诉得不到及时回应，导致不正常的师生关系长期存在，并且不断酿成的悲剧不断。

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导师权力管理制度机制建设，扎起限制导师滥用权力的“笼子”，真正把导师对研究生的行为纳入监管范围。

一是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师德品行是一名导师最重要、最基本的素质。剑桥大学《道德行为准则》从目的、范围、标准及管理4个方面对剑桥师德作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道德标准”中明确规定高校教师在面临“利益冲突、公平交易、保护机密、遵守法律法规、公开披露、收受礼物、虚假陈述等”现实问题时应遵守的11条道德标准，并规定对师德失范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我们可以此为鉴，把“师德师风档案”作为一种终身制度，细化师德规范文本和禁行条例，使其有标准、接地气、能落实，详细记录导师任期内有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和师德年度考核情况，对师德沦丧者要一票否决，坚决清除出导师队伍，决不能抱有白璧微瑕、瑕不掩瑜的态度，令研究生受害、使学校蒙羞、让社会心寒。

二是推行研究生导师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暗箱操作。权力清单指的是明晰研究生导师的权责，给正当权力划定边界，厘清导师到底有多少权力，每项权力的运作程序是什么，并把经过清理的各项权力编成目录，并公布于众，始终坚持无授权不可为，防止导师手中权力的无限扩张和随意滥用。

同时，还要对导师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合理确定导师对研究生负责的事项、掌握的权力、应负的责任，减少导师对研究生正常毕业的无故干预，彻底改变导师原来那种“录取一句话、毕业一言堂、权力一把抓”的状况。

三是加强对导师行使权力的制约监督。

对导师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是目前高校制约监督体系中最大的漏洞之一。要加强对导师行使权力的制约监督，综合网络监督、学生监督、媒体监督等形式，使监督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从单一监督转向全方位监督，使导师无论职称多髙、名望有多响、权力多大，都能置身于社会、学校、学生全过程的监督之中，从而有效杜绝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

四是完善研究生的申诉与维权机制。

通过制定并推行研究生申诉与维权等相关制度机制，明确研究生延期毕业、纪律处分等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申诉对象及范围，公布申诉处理委员会的构成、职责，细化研究生对导师行使不当权力的申诉与维权流程，确保学生正当申诉维权有渠道、有回音、有效果，切实保障研究生的合法权益。

正如孟德斯鸠说过的那样：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将导师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任重而道远。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那个 “有界限的地方”终究会到达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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