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仕梦见丁香花树研究生丁香花_网易订阅(梦见丁香花盛开)

俗话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唯物的解梦观，有道理，也常有应验。
但梦的确是千奇百怪的，它的形成机制，似乎至今也没有科学能完全说得请楚。你从未想过的东西，偏偏要进到梦中来；而你常想的东西，常常就是在梦中也看不到。
特别是，你自已从不知道的东西，竟然有人会在梦中告诉你，就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不是自已亲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但我确实就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而且这梦中的玄机，在往后的经历中似乎还真有点应验。
在这个梦里，我梦到了丁香花，也是第一次听到“丁香”这个名字。
几十年后我查资料才知道：丁香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属于著名的庭园花木，开花繁茂，花序硕大，花色淡雅、芳香。其习性强健，栽培简易，因而在园林中广泛栽培应用。

北京一位几十年从事园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这种花生长极快，生命力极强，一棵树栽下去，要不了几年就能蔚然成林，占据很大的空间，所以一般只能种在大的园林之中。这个描述，好像也合乎我梦中见到的景象。
这个梦，大约做在1978年初的某一个晚上，总之在我内调永川和考研之前。
当其时，我已从甘孜州稻城县乡下调回县委宣传部工作四年多了，大抵因命犯小人，办事总是不顺，心境也自然比较压抑。应对之法，也唯有我行我素，视那些小人如粪土，该吃吃，该做做，工作之余就读书、写文章、种花草。
幸好我自来喜欢养花养草，去从中寻求一点乐趣。
调县工作后，机关在县委招待所院内的干部宿舍里给我分了一套三居的房子，平房，却类似城里那种筒子楼，宿舍里没厨房，但穿过宿舍还有一个约10坪左右的小地埧，类似现在的花园，地埧再后才盖有厨房。在地埧和厨房之间有一条浅浅的小水沟，大约是起排水的作用。我就在这沟边上栽了三四棵小杨树，也不知什么原因，树子也一直没长得怎么好。
但在那一晚上的梦中，我却惊喜地看到，种在水沟边的树，一下长得特别地茂盛，青枝绿叶，郁郁葱葱地爬上了厨房的房顶，但并不是杨树，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如籘蔓状的植物，我还脱口就叫了一声：“丁香！”；因为是籘蔓状，显得不那么挺拔，故我又说了一句：“要有个架子就好了。”因其梦清晰而且怪异，也就明显地留在了脑海中。
当时我有一位同学叫肖正林，好像毕业于四川农学院，爱好广泛，看过一些解梦的书。他与我前后调到稻城，同样先下乡，后调到县上来，就住我隔壁。由于两家人地埧和厨房都连在一起，自成一个单元，故经常在地埧里聊闲天。所以第二天早饭时，我就向他摆起了晚上的梦。他听后告我说：“树木繁茂，主你事业会兴旺发达。要架子支持，是需要贵人相助。而梦中你叫的丁香，应该就是你的花树。”至此以前，我还从不知道有一种花树叫丁香，我也从不知道人还有什么花树，而且至今也不明白什么“花树”一说。
当然，梦就是梦，梦过就丢了，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然而，就在这一年，随着国家形势的改变，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上，一下出现了两个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大事，一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内调”——从风雪高原调回内地工作；一是考上了“文革”后第届研究生，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最高人文科研机构的研究生院。而这突然降临到我身上的两大喜事，都确实全靠了“贵人”相助。

我是在“文革”期中的1970年5月，于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后分配到川西高原工作的，那时的大学生是“臭老九”，不值钱，在我前后三年，稻城这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县就分去了80多位大专毕业生，除留县中教书的外，一律都安排到乡下去了。生活环境极度恶劣（远不象而今的样子），加上专业不对口，有劲无处使，想法“内调”就成了大家的奢望。特别是接近“文革”结束，环境慢慢有点松动，争取“内调”就更成为许多同学的目标。所以在此前一年，我就递交了“内调”申请，但据说在县委常委会讨论时，书记一句话“他不能走”，就把我晾起了。
没想到时隔不久，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文革”结束，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也为我们这一批在风雪高原上苦苦拚博了十年左右的“大知青”带来了新的希望，“归口”、“回炉”、“考研”等诸多传闻，很快就在我们这批同学中不胫而走了。
正在这时，我的“内调”事也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内地某国防研究所的宣传科长因其父“解放”调回原籍工作，经我一位在该单位工作的同窗好友联系，该单位愿意接受我同我爱人到这个研究所工作。县上一位领导大概出于理解和情义，在其临时主持县委工作时，又开会通过了我的“内调”申请，为我铺出了一条预示着新的希望之路。
在此之前，恢复研究生考试也变成了现实。由于怕因参加“考研”影响到已经有可能实现的内调，我和我爱人原本都不打算参加这一届考试。后来禁不住诸多同学好友的劝说、纠缠，经同我爱人商议，为多一个保险，由我陪同其他同学去参加考试，我爱人则不参加，因为内调这个研究所她是主调，他不考研，内调的理由就仍存在。
参加这次考研，由于从决定到考试只有短短两个来月时间，又不能离岗复习，仓促间连指定参考书也没读完；加之整整十年没摸专业，熟悉的母校当年又不招研究生，兄长又否定了我原报的志愿，宁肯考不上，也只准我报中国社科院这所社科会科学的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所以一直没抱什么希望，不过应景而已。出乎意料的是我竟通过了笔试，而且全县参加考研的同学，只有我一个考上了，还确实引起了一点轰动。

可是紧接着，复试和读研之路一波三折。
先是到北京参加复试。由于交通的原因，我接到赴京参加复试的通知已经很晚。而当时从我工作地的稻城到北京，中间不作任何停留也至少也需要8天，仅从县上到成都，当时乘长途客车就要6天，还不包括中转停留，排班买车票需要的时间，所以根本赶不上参加复试。幸好县上这一次很给力，经同北京联系，社科院同意我延期参加复试。待我紧赶慢赶去到北京，复试、面试，一切顺利；面试之后，我所报专业的导师赵凤其老师还亲自同我见面谈话，问了我的基本情况，还向我愿不愿意到北京，我当然作了肯定的回答。到京后才知道，因故延期参加这次复试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学，其中就包括我的四川老乡，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内蒙通辽基层的高明光，以后曾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的社长。
就在我刚参加面试之后接到爱人电话：内调通知到了，要我赶快回去搬家。双喜临门，说不出内心的激动和高兴！我们也在最短时间内就办好了搬家事宜，赶到永川去研究所报到。此时研究所领导已知道我考上了研究生，故车到永川时，所政治部主任亲自到车站接我们，我的同学说，这真是一般人难得享受到的殊荣！原先所里曾电话告诉我们，因为住房紧张，我们先只能住招待所，没想到报到后，却马上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套三间的住房，真让人有感缴涕零之概。
但紧接着，问题来了。所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就留所工作

，不去读研；只要同意，除我的工作外，我爱人的工作，可由其在几个研究室任选。
十年未系统读书了，我当然愿意再读读书，把荒废了的东西捡起来。而且说实话，十年行政工作，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也确有些让人厌倦，让我隐隐看到，我并不是个从政的料子，还是搞点学术好。然而，研究所对我有接纳之恩、知遇之恩，我又刚到，无寸功回报，加上爱人还在这里工作，是确不便予以回绝的。我向主任说：考研读研，本意还是想多学点本事，以便更胜任工作。如果所里让我去读，我保证毕业后回来；始果不让，不去也可以，听组织安排。
其实，当时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由县上转到所里，根本就不在我的手上，所里当时也无意给我。我只能给赵老师写信，告诉老师我很想去，但现在遇到了特殊情况。
又是没想到，关键时刻，“贵人”又出面帮了我。
以后我听说，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我报考的哲学所给我所在的研究所发了三次函催我报到，最后一封函件还说：招考研究生纳入了国家计划，单位无权卡人。
当然这只是听闻。
而且我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肯定是赵老师促成的。因为他同我谈过话，而且那时他已是全国知名的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
但我当时确实不知就里。我只知道，政治部主任最后一次找到我，让我给社科院写信，表明我自已不愿去读研了。
这次谈话，把我的倔劲又提上来了：你们不让我去，却非要让我写信说我自已不愿去；在北京时我明确告诉导师说我愿去，现在却又自已说不愿去，这不是出尔反尔，自已打自已的耳光吗！
我于是回答主任说：你们怎么说我不管，但我自已不能写，并且告诉他：在北京导师问我时，我是明确表过态的。
主任最后问我自已的意思，已被逼到墙角了，我于是说：如果组织同意，我还是愿意先去读书，但再次表示：毕业后如果所里要我，我还回来。
主任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结果是：我终于到研究生院读研了，只是院里开学都已经一个月。
代价是，我离开研究所后，几年中我爱人提职提薪均处处受卡，以后调京也曾受到刁难，别人说：好处总不能都让她一个人占了。

这当然也彻底断了我回所的想法。

待我退休后，有一次上网随意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0年大事记》，以及杲文川 高岸起采写的《赵凤岐
谈两个“第一届”》，才对当时中国社科院招收研究生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了解。
原来，为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后科研队伍严重青黄不接的状况，早在197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就决定，立即启动招收研究生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年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国务院递交报告，拟建立一所容纳1200名学生的研究生院，当年招收研究生400多名。8月21日，叶剑英、邓小平、乌兰夫、汪东兴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审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成立研究生院的请示，同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0月5日，第一批研究生入学。原计划招收研究生150名，由于报名人数多达5433名，而且许多考生成绩优异，不少系（所）要求增招，后经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第一年实际录取448名研究生，其中包括为北京师范大学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代培的44名。
据赵凤岐老师受访时披露，当年报考辩证唯物主义专业的考生达800余人，是全院报名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当时规定，专业课80分以下，外语不及格者不能进入录取线。但是考后进入录取线的达近百人。如果按原计划只录取4至6名，将有大批立志向科学进军又进入录取线的优秀青年被淘汰。为此，当时的招生小组在哲学所领导主持下提出了一个多录取一些人的方案，并得到院长胡乔木和领导班子批准，结果共录取40余人，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
以后听说，当年我有幸入选，得力于专业课考了80多分。所领导和诸老师所以鼎力帮助我 ，这也许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自此，我的人生之路也就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生毕业时，我首批取得哲学硕士学位。虽然当时也曾想转行回四川省社科院搞社科研究，并且取得了导师的谅解和支持，但最终还是被选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从后又相继转岗到中央政研室、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中央纪委，最后回归为一介草民。
而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丁香，则是到北京后有一次游览作为皇家公园的北海。在一大片园林中，种着一大片丁香，其时花开正繁，紫色的小花，在绿色大叶的衬托下，甚是可爱，甚是壮观。只是和我梦中见到佑稍有不同，虽然他的枝条是纤细的，但其主干还是粗壮的，有如好多乔木。
说实话，我喜欢丁香花。她那淡淡的紫色，淡淡的香味，虽略显淡淡的忧郁，却具十分的诗意，带给人以别一番情趣和享受，带给人以无限的暇想；它那纤细的花瓣，玲珑的花蕊，又同其各字一样，清新、淡雅，有如阳春白雪，曲高韵殊。
再后来，我在北京的圆明园、天坛、景山等诸多皇家园林中，都看到有大片大片的丁香。或许是1978年的那个梦，把我和丁香有机地连在了一起，使我对丁香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吧，我对丁香确实是情有独钟，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她，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退休回成都后，有了个小院子，我曾萌生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在院里栽一两棵丁香，这才发现在地处西南的成都地区，根本就找不到北方那种丁香。原来丁香只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北方，特别是具有皇家气派的北京的公园。
我至今也不知道“花树”为何物。它是指人与花的某种幻化？还是类似于所谓“属相”一类的东西？对这个问题，我过去没去探究，现在当然更没必要去探究了。我只是感念于当年那个梦，让我记住了我的“花树”，使我得到了一个独钟的知已——那个清香、淡雅的丁香花。
我也常在想，当年的那个梦，同当年发生在自已身上的几件事，也许纯属于一种巧合。我从无意于把自已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同几十年前的一个梦牵强附会地硬拉在一起，但我却牢牢记住了梦中那棵花树需要“架子”扶持的情节。在我的一生中，确实如同学解梦所说的那样，遇到过好些扶持、帮助过自己的“贵人”，我也从心里常记着自己成长发展中所遇到的这一个一个的“贵人”，始终对他们充满着由衷的“感恩”之情。从中我也深深领悟到，能作别人“贵人”的人，是多么值得人尊敬，具有多大的社会价值。也许他们在扶持和帮助别人时，并没有想到这种帮助的特殊作用，然而也许就因为他们的一个帮助、一点扶持，甚至是无意间的一句话、一件事，就可以为社会扶起一个才俊，树起一种风气。而社会中每一个人，只要愿意，也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别人的“贵人”，别特别是那些更有条件帮助、支持，尤其是扶特别人的人。
这也帮助我形成了一个人生信条：人生在世，一定要多做好事，不求好报，但最终必有好报，因为你至少无愧此生。特别是大大小小的领导者，更要心存善念，努力培养、扶持出一个两个超过自已的人，这是你事业的成功，也是你生命的延续。
2013年7月4日草就于成都“聚园”淡泊斋
李任仕：四川广安人。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四川省农村乡、县工作10年。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此后，先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工作。曾任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市委党建领导小组组长，中共四川省委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省委党建办主任，中共中央纪委副秘书长、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现任四海画院名誉院长、《四海名家》主编。作家、收藏家、艺术评论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曾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联合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等中央和地方 报刊及文艺副刊、诗刊杂志等发表文章100多篇，诗歌、散文数十篇， 并多次获奖，部分文章被收入一些专集。出版有诗集《心香》（作家出 版社）、《党建时论》（成都出版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员教育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合著）、《党课参考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呼唤 巴蜀画派》（四川美术出版社）、《骚魂弥彰·世纪学者文怀沙诗文书法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大千传人——赵蕴玉祖孙三代的艺术追求》（四川美术出版社）、《画中千秋——百年四川党史人物画集》、《灯火阑珊文集》一套，包括《仁仕杂文》（四川人民出版社）、《心香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游艺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霜红文论》（四川人民出版社）、《组工时论》《党建文存》《集外文存》等专著。主编《四海名家》画刊36期。参与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查办经济转型期案件基本经验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等著作的编写统稿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员教育手册》一书被评为1988年 “全国优秀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