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808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考研真题

??答：一般认为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而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之为“逸

诗”。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多数学者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

2.大手笔

答：大手笔，古时是指有名的文章家或作品。如今，凡笔力雄健、根基深厚的大作家、大理论家、大著述家、大记者及规模和名气较大的作品，均可称为“大手笔”。不过习惯上，人们把那些写作能力较强的人都称为“大手笔”。也指规模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计划或举措。

3.花部

答：从康配末至乾隆朝，地方戏似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蓬勃发展，以其关月排场和独特的风格，赢得观众的爱好和欢迎，与昆曲一争长短，是为花部。李斗《扬州画舫录》说：“花部为京腔、秦腔、七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花部诸腔在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民间艺人的辛勤培育下，以新鲜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停地冲击和争夺着昆腔的剧坛地位，民间戏曲的交流与竞寒，提高和主富，诼渐夺未昆曲部分场地和群众，但不不能与之分庭抗礼，宫廷和官僚士绅府第所演的大多数还是昆曲，花部剧种处在附属地位，主要在民间演出。

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20分）

1.简述子部和论说文的关系。

答：略。

2.古体诗到近体诗的润化讨程中的各种因素

答：古体诗到近体诗的演化讨程中有多种因素

（1）声律的要求与音韵学的发展

在齐梁声律论产生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声韵，但那时讲的是自然的声韵，而且又多与音乐有关。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成为不入乐的徒歌，即钟嵘所说““不各管弦”（《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要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人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生与发展。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此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此外，三国时孙炎的《尔雅音义》，魏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的《韵集》，这些韵书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于声韵学的认识。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后来四声的发现及永明体的出现。

（2）四声的发现及永明体的出现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牛的讨程。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美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词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

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和极音ツ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体诗到近体诗的演变。

（3）黏对规则的确立及五律的定型

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问和沈佺期最后完成的。他们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具体作法是，除了一联之中轻重悉异之外，还要求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平仄相黏，并把这种黏对规律君穿全篇，从而使一首诗的联与联之间平相关，诵篇声律和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这是最早有关“律诗”定名的记载，故沈、宋之称，也就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4）七言律体诗的定型

以遵守黏对规则为声律格式的万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体诗的演变讨中实具有关键性的意

义。它不仅完成了由永明体的四声律到唐诗平仄

律的过渡，有易于识记和掌握运用之便；而且具有推导和连类而及的作用，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如在五言近体的范围内即可由五言律，推导出五言排律和五言绝句的体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五言律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近体七言诗的声律格式，如七律、七绝等。所以，在万言律趋干定型后，杜、李、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这种律诗的黏对法则应用于七言体诗歌，于中宗景龙年间完成了七言律诗体式的定型。

三、论述题（每题20分，共40分）

1.文学经典化的手段、作用和局限。

答：略。

2.从宋代开始，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请举例说明。

答：从宋代开始，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城市的繁荣发展促进了各种文学的兴盛。诸如：

（1）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如柳永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北宋中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也都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

（2）元代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大中城市的涌现，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他们的思想意识，影响到包括戏剧创作在内的各个方面，由此带来了叙事文学的兴盛。为了满足市民群众在勾栏瓦肆中的文化消费，演述故事的话本、说唱便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特别是戏剧艺术，它以急管繁弦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更能吸引市民观赏。因此，叙事性文学汇成了一股洪流，激荡奔腾，包括元杂剧、南戏等在内的文学样式使文坛呈现出新的态势。

（3）明代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人数众多，同时，文人与商人等市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熟悉，相互影响，逐步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并愿意为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这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同时又与商人、手工业者、艺人等市民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新的读者群。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在作品内容市民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就是题材重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这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各类通俗文学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是明代对中国文学作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同时，戏曲在元代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如昆腔的流行、花雅之争等。

（4）清代在城市的繁荣下文学也表现出新兴文体的雅化倾向和雅俗并存、互渗的状态，斑驳陆离中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戏曲方面，传奇、杂剧都顺从着晚明的趋势，创作更加活跃。小说也是顺从明末小说的趋势，旧作的新编虽仍不绝如缕，但作家独创的作品却日益增多，从总体上看是迈入了独创期。拟话本小说结束了改编旧故事的路子，取材于近世传闻和当代新事，贴近了实际生活，却渗入了文人意识；讽世的气味加重了，却缺乏艺术的酿造，并且愈来愈趋向伦理道德的说教。另一种情况是爱情婚姻小说雅化，蜕变为才子佳人小说。李渔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更高的主体意识，故事情节演绎的是其超乎常人的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对人情世态的调侃，这也就进一步改变了话本小说的叙事模式和风格，议论的成分增大了，作者的既定意向胜过并取代了生活的内在逻辑。

总之，城市的繁荣带来了市民阶层的扩大，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以及文人创作的日常化等等。这种关系是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增强了文学的活力、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学的繁荣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