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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扫盲」专栏

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 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 助小伙伴们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本期目录

01 /媒介逻辑

02 /?数据开放与数据确权

03 /?应对效能

04 /?组织网络理论

05 /?报道思想

06 /?“第二个结合”

07 /?数字死亡

08 /?谷歌效应

09 /?媒介化身份

10 /?新闻优化

11 /?新闻张力

12 /?迪凯特研究

13 /?知识社会学

14 /?数字交往

15 /?数字共通

01 /?媒介逻辑
美国学者阿尔塞德和斯诺在1979年提出了“媒介逻辑”,将其解释为“一种看待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社会传播的媒介逻辑便是媒介内容呈现的“文法”,即媒介构成与运行的规则。当今社会的媒介化现象愈发凸显。“媒介化”是指媒介深度参与社会运行,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媒介。媒介逻辑是媒介化过程得以实现的主要驱动力。不同属性的媒介生成的媒介逻辑自然也不同,而不同的媒介逻辑对人们行为和观念的影响也必然不同。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技术变迁带来了媒介逻辑之变。一是“渠道之变”——算法逻辑。新媒体的渠道结构不同于传统媒体,它是一种有“思想”的媒介,算法在新媒体的数据网络系统里塑造了一套新的传播权力结构,衍生出新的传播规范。算法逻辑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二是“语言之变”——社交逻辑。作为“语言”的媒介,新媒体体现出明确的“社交工具”性,新的媒介技术激活了社交属性更强的“媒介语言”,微博、微信、直播、vlog视频、弹幕等技术媒介语言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社交情感体验,重构了传播者、内容和受众的互动关系。三是“环境之变”——虚拟逻辑。新媒体凭借强大的卷入能力正逐步将现实中的社会交往转入虚拟空间,人与物以不同形态的符号表征在虚拟时空中展开新的传播互动。

02 /??数据开放与数据确权
开放数据(open data)是指科学研究数据在无障碍或者无代价的情况下发布、获取和再使用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开始推动数据开放,oecd建议各个学界间开放和共享科研研究数据,以加速科技发展。近年来,随着科技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进步,数字技术降低了收集、储存和分析数据的成本,数据的数字化转化、数字化存档和访问也为全面开放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撑。开放数据的过程包括数据生成、收集、整理、利用、分析及反馈等全流程,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开放数据各环节相辅相成、相互链接,从而形成开放的数据生态链,推动数据流动与转化。

从广义上讲,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活动有多种形式,如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开放出版、开放交流、开放存储、开放链接与引用、开放注释与评议、开放应用等。这些活动产生的数据权利问题往往集中在数据确权、侵权、维权三个方面。

数据确权,就是针对不同来源的数据以法律形式明确其产权归属,推动数据整合,加速数据共享和流通,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激活庞大的数据资产价值和创新应用,使数据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产权是对经济主体财产行为权利的法律界定。产权本质上是一个权利的集合体,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其中,财产的占有权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从数据确权的目标出发,数据确权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数据权利属性,即给予数据何种权利保护;二是数据权利主体,即谁应该享有数据上附着的利益;三是数据权利内容,即明确数据主体享有哪些具体的权能。对数据进行明确赋权后,将直接增加侵权的法律风险,能够减少数据权利侵权行为的发生,最大限度地维护数据权利主体的权益。

03 /?应对效能
sandler,tein,mehta,wolchik和ayers(2000)将应对效能(coping efficacy)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否处理好应激情境的需求以及处理好由情境唤起的情感的一般信念。应对效能有别于宽泛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或主导信念(例如,“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应对效能则更强调自我效能的领域关联性,是个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对自己能否成功应对所具有的信心,是对自己应对能力的评价(例如,“我今后有能力使遇到的问题发生好转”)。同时,应对效能也有别于应对方式。前者属于个人风格层面,而后者属于应对技巧层面。研究表明,处于应激状态下,应对效能高的个体更有信心接受应激的挑战,从而维护自身身心健康;相反,应对效能差的个体则表现为信心不足,无法有效缓解应激带来的各种身心症状,进而对其发展造成损害。
04 /?组织网络理论
网络的概念最初源于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研究,用来描述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后被广泛应用于在组织间关系研究,如,战略管理和营销渠道等,成为研究和分析组织与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后经学者发展逐渐形成了组织网络理论。网络理论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组织间网络:结构(structural)和关系(relational)维度。前者沿用的是有关社会网络研究范式,反映了网络组织结构方面特征,例如,网络大小、网络稳定性、网络异质性、网络联结强度等。网络结构维度决定了网络成员间联结的模式,通过影响网络成员接触的程度、成员间是否可接触,影响了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后者反映了网络成员间社会关系、交易关系的属性,与网络的结构属性相对应,例如,网络成员间的信任、关系规范等。
05 /?报道思想
到目前为止,业界和学界都未对新闻的报道思想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说,新闻报道思想是大众媒体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的指导思想,它决定着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的客观事实。明确报道思想与意图、制定报道方案、熟悉采访对象、设计提问问题等,是采访前主要的准备工作。报道思想规定了记者应该报道什么,记者基于报道思想才能有的放矢进行采访。

延伸:平衡报道思想

平衡报道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界的“掏粪运动”。在我国,最早提出平衡报道概念的是孙旭培先生,目前学术界广泛沿用的也是他对平衡报道思想的定义:平衡指的是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也要兼顾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也要注意提及其他意见尤其是相反意见。平衡报道体现了凡事具有两面性的辩证思维,主张新闻报道应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具体来说,媒体报道的平衡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不同报道对象在报道分量上的平衡,其二是同一报道对象在不同方面的平衡,如政治类报道与经济类报道在分量上的平衡,社会类报道中正面、中性、负面报道的平衡,同一事件不同观点的平衡等等。在新闻实践中,平衡报道是一个操作概念,更多是依靠新闻工作者的机动把握。平衡报道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报道失衡将会造成“拟态环境”的偏差,不仅传播效果受限,而且极有可能误导受众。

06 /?“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历史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不同层面的融合过程,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应努力实现向价值理念层面深度融合的转变。从理论维度而言,“第二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从现实维度而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要直面“中国之问”的求解,更要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实现“问题域”的转变,以此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07 /?数字死亡
有学者将将个体用户的封号经历概念化为“数字死亡”。与生物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相比,“数字死亡”是针对数字世界而言的,指的是个人被剥夺了在互联网上的生存权利。与线下亡者的线上遗骸、数字来生等讨论逝者的媒介在场研究不同,“数字死亡”是一种反向隐喻,是现实生者在某一数字平台上的“死去”。“数字死亡”的原因可能包括网站倒闭、注销账号、技术更新导致账号与数据丢失等。实际上,在线平台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死”来描述其兴衰,这套隐喻系统甚至被官方话语所采用。因此,可以说,“生死”是数字化生存的核心隐喻,它将账号具身化,并形塑了我们对于技术系统、治理规范和社会关系的想象。

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数字化死亡”。“数字化死亡”一般被定义为人的数字形态的消亡,例如,学者周裕琼、张梦园指出,死亡在“过程性”视角中,体现为逝者从老病到临终,到死亡,再到数字化死亡的全部生命旅程。杜骏飞等学者将数字化死亡定义为:被数字技术加持的死亡系统。它应该涵盖一个更完整的数字过程:(1)死亡的数字化展现——伴随着生物学意义上的终结;(2)死亡的交往化——逝者的数字幽存;(3)死亡的去交往化——数字幽存的终结;(4)数据的湮灭与不可再生——数字记忆的终结。其中,将人在死亡后的数字存在视为一种新的生命形态,是上文所论的幽存;幽存的终止,固然也可以称之为数字化死亡,但这里的“死亡”二字,其本质却是数字化生命的去交往化,是数字社会性的死亡,而不只是数字的消逝或“数字化”的事件。在数字化死亡的系统中,是先有交往性的终结,再有数据的湮灭。

延伸:数字遗骸

在数字死亡研究中,逝者生前的数字足迹也被称为“数字遗骸”,亦即“逝者在互联网留下的任何信息内容”。也有学者称之为“数字遗产”,即“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所有数据”。

08 /?谷歌效应
“谷歌效应”又被称为“数字失忆症”(digital amnesia)。斯帕罗等人用四个实验来研究搜索引擎对人类记忆的影响,研究发现:(1)被试在面对困难时首先会想到寻求电脑的 助;(2)相比能被储存在电脑中的信息,人类更容易记住那些以后获取不到的信息;(3)相比信息内容本身,人们更多记住的是获取信息的路径和渠道。这项研究的结果被称为“谷歌效应”,即与存储的信息相比,人类更容易记住以后获取不到的信息,并且相比信息本身,人们似乎能更好地记住信息的存储位置。
09 /?媒介化身份
作为专门收集脸部信息的智能技术,人脸识别通过环境、身体、感知的具体链接参与媒介化过程。由于该技术链接了日常生活与赛博空间,信息主体与人脸识别媒介深度互融与重构,导致“媒介化身份”生成。媒介化身份不同于既往的数字身份。第一,在身体层面,肉身和数字身份通过人脸识别形成一一对应的匹配关系,主体在技术的具身实践参与下感到身心状态的变化;第二,由于人脸识别身份技术的诞生,线下具身行为可经由人脸这个媒介反向锚定于线上,被回传到互联网进行分析。人脸识别的特性在于媒介两端行为的沟通与互融,人不仅从生活穿越到赛博,还会让赛博反向链接到日常;第三,通过数据计算,智能化技术将人智能化并生成新的身体——“数据二重身”,人在赛博空间被发掘出主体的多重身份,而人脸则是沟通多重身份的桥梁。
10 /?新闻优化
新闻优化,是编辑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活动——通过改变新闻素材形态提升其价值,增强新闻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新闻优化在充分尊重新闻事实的同时,也为编者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11 /?新闻张力
学者丁柏铨认为,新闻张力,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艺术效果之力。所谓某种程度上的艺术效果之力,应该是一般的新闻作品所不具备的。一些新闻精品力作进入了具有某种程度的艺术效果的境界,呈现出如下情形:受众或能从报道的新闻事实中感悟其中丰富的深邃含义,从而进入新的认知天地;或能从新闻作品所体现的深度中获得启发,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或能从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深意中感受其洞穿力;或能从作品中获得知情、明理、艺术享受(包括作品结构妙不可言,叙述视角因新颖巧妙而令人击节称赞,语言文字流畅、精警)等多重满足。具有张力的新闻作品,是能产生“溢出效应”的,受众从有张力的新闻作品中获得的,比作品直观的信息和意义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以往具备张力的新闻报道,给人以如下启示:所选取和报道的新闻事实,是以慧眼识之、精心选择的事实,具有很高的价值含量且意蕴丰盈;所选的叙事角度出人意外、十分精巧;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方面有独到之处。
12 /?迪凯特研究
意见领袖的提出是基于政治传播视角下的对人际传播规律的重要突破,但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样本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对文化、经济等领域信息传播的规律未能涉及。因此,伊莱休·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迪凯特研究(decatur study,以被调查地区命名)中,进一步调查意见领袖是如何在市场营销、流行时尚、公共事件和选择电影方面发挥人际影响力。拉扎斯菲尔德与卡兹运用库尔特·卢因关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来支撑意见领袖在群体中发挥个人影响的观点,其研究成果收录在了两人合著的《个人的影响:大众传播流中人民的作用》一书中。他们的研究调查显示:媒介对受众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13 /?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理论以知识的社会决定为核心预设,讨论知识生产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交互关系,即知识与怎样的社会条件如何关联,知识生产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知识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支;作为一

种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

1924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次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他是知识社会学的奠基者。在他看来,知识社会学的性质与范围是人类的思想与其缘起之社会脉络间的关系。他提出了社会知识的内容与本质,试图站立在一个高于一般化的人类本质学说的立场上,建立各种不同的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联。舍勒认为,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共生、社会产生于知识、知识产生于社会三种关系。他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

其后,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进一步指出:“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将社会与知识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种考虑社会结构中知识根源的尝试。”

知识社会学在彼得·伯格和卢克曼那里得到了整合与进一步发展。彼得·伯格和卢克曼在《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开篇即指出,“知识社会学必须关注社会中所有被当作‘知识’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显然不仅仅包括思想领域,“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往往才是知识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伯格二人提出,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解释这些常人视为当然之“现实”的过程,换言之,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的分析,并认为社会是人集体创造的一个人类环境,社会是人的产物,同时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现实是由知识建构出来的,反过来这种思想、认识、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又被社会现实建构。现实的建构过程主要是通过人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这里的互动即知识的内化和外化两部分。

14 /?数字交往
学者杜骏飞将一种交流-行动复合体,而非单纯的信息流动的数字实践称为“数字交往”,即虚拟社会中的交流-行动。他认为,数字时代的本质之一,是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融合。在此基础上,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的演进,使“传播”转向“交往”——一种具有数字实践性的交流-行动。数字交往基于信息,但因为对行动的拟真和替代,具有了直接的实践性;同时,也因处在社会情境之中,具有了生态性。抽象地说,它是一种虚拟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基础行为;具象地说,它是一次面向环境或面向自我的交流-行动。数字交往论的视角,是要将新传播视为一个即时实践的、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
15 /?数字共通
学者吴飞等人提出“数字共通”这一概念。“数字共通”是指基于数字技术生成的“共-显”空间,这个空间为诸种主体性存在的独异性分配开启了新时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地扮演“自我”与“成为自我”的复数角色,出现了杂合的多元参与者共在的境况:连接在一起,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同质化,共在、共鸣于网络空间中,却又呈现出独立、开放和流动的状态,保持着“可容忍的冲突”,是在承认差异和矛盾前提下的众声喧哗。“数字共通”包括了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连通、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转译和理解,感情层面的共振共鸣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对话。“数字共通”中的“共”,强调的是主体间的共显与共在,是差异的真实呈现。“通”既可以表达一种过程和目的,也可以表达一种状态和结果。

“数字共通”基于共享、共鸣与共通而运作。公众分享他们的生活和观点,信息和观念的众声喧哗形成共享池,数字技术的连接让差异得以共-显,为主体间和文化间共鸣创造了条件,而共鸣关系的建立则是人类建构命运共同体走向共通的基础。

“数字共通”这一新假设将社会看成是由流动、活跃、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构成的动态联通体,是各种权力围绕公共利益争夺可见性与话语权的舆论场,它关乎未来世界,但同时也是当下的“在场”世界,是一个倡导开放的、复数的对话与情感共鸣的世界。“数字共通”旨在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数字社会动力学,从宏观上延续了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的哲学思考,从微观上为解释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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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扫盲行动结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继续坚持,稳稳地参加月底的考试。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在此,小田心将往期的「考前扫盲专题」给大家进行汇总,小伙伴们可以点击划线文字查看哦~

– 扫盲一 –

“讳”文化与“沉默”传播、互动仪式链、数据劳动、语境崩溃、数据主义、视频化生存、数字反连接、网络化新闻和协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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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二 –

数字依赖与数字排毒、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助推、信息失序、“鸟瞰式”新闻、“报阀”、程序修辞、计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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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三 –

算法疲劳、新自由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内爆、制度信任与社会焦虑、自组织、数字垃圾、心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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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四 –

对话式新闻、数字资本、数字异化、隐私悖论、内参、中台、7ps理论、媒介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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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五 –

网络社交焦虑、新闻报道线、民间理论、审美茧房、多模态传播、数字权利、健康游戏、认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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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六 –

人设崩塌、品牌资产、付费墙、三审制、新流动范式、拟人化、融合新闻学、多物种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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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七 –

情感劳动、互动视频、生态谬误、透明社会、社会支持、类受众、标题效价、被记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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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盲八 –

演唱会经济、社交卡顿、智能素养、《社会学的想象力》、互联网调查、价值 理论、媒介仪式、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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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毕冉.基于媒介逻辑的“红色文化”新媒体传播研究

[2]郑雯,施畅,万旭琪.回归“媒介逻辑”: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合地方”的路径探索

[3]姚伟,周鹏,王铮等.从数据开放到数据动员:数据原复力的价值进阶

[4]杜振华,茶洪旺.数据产权制度的现实考量

[5]彭云.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确权问题研究

[6]盛小平,袁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的数据权利治理研究

[7]杨光.基于组织网络理论的战略联盟知识转移研究

[8]时代.移动传播背景下记者职业素养的提升路径

[9]李彦君.足球世界杯网络视频报道研究

[10]吴承熹. 《海峡导报》对台湾形象的建构研究

[11]王建平,李董平,张卫.家庭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应对效能的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

[12]尚庆飞.“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

[13]杜国华,杨少涵,罗家旺等.“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4]方惠,吴尚蔚.“故园荒芜”:“数字死亡”的记忆与遗忘

[15]李丹,杜骏飞.我虚拟,故我在(2):数字化死亡

[16]熊壮,钱沛杉.文章标记是否能抵消“谷歌效应”对记忆的负面影响?——基于心理学实验的讨论

[17]宋素红,陈艳明.人脸识别中的“媒介化身份”——基于信息主体对技术使用与风险感知的角度

[18]李昌斌.新闻优化过程的创新空间

[19]丁柏铨.论新闻张力及环境报道张力的提升

[20] 强,李义菲,吴晔.社交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再思考

[21]夏颖.知识社会学视域中的传播认知——电视真人秀研究的理论路径

[22]周宏刚.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传播学危机

[23]刘大为,张含茵,常无烦.传播的知识社会学探析:作为现实建构的传播

[24]杜骏飞.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

[25]吴飞,傅正科.“数字共通”: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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