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必看电影好男人=坏男人中国现实主义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考研该看的电影)

原标题：考研必看电影|好男人=坏男人 中国现实主义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由蔡楚生、郑君里导演和编剧，白杨、陶金、上官云珠、舒绣文、吴茵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该片代表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最高水准的巅峰之作,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品。影片改编自传统故事《铡美案》，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名叫《八年离乱》下部名叫《黎明前后》，全篇讲述了一个家庭在中国巨变之时的遭遇的故事。

电影故事梗概

《八年离乱》（上集）：

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在夜校读书时结识了教师张忠良，感情日增，结为夫妇。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张忠良参加救护队，随军转移。素芬和婆母、孩子回到家乡。张忠良在南京险遭敌人枪杀，宜昌失守时又被敌人俘虏，备尝艰辛。而在沦陷了的家乡，张忠良之弟张忠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老父被敌人吊死，素芬不得已又同婆母、孩子逃回上海。素芬进难民收容所服务，她和张忠良的通讯早已断绝。张忠良逃出日军魔掌，辗转抵达重庆，流落街头，不得已求助于战前认识的温经理的小姨王丽珍，她为张忠良在她干爸庞浩公开设的公司谋得一职。最初，张忠良对公司的腐败习气极为反感，但在王丽珍的引诱及奢侈生活的侵蚀下，逐渐随波逐流，终至与王丽珍同居。素芬则日夜思念丈夫，伴着患病的婆母，忍受煎熬。

《天亮前后》（下集）：

张忠良与王丽珍结婚，当上了庞浩公的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了投机老手。素

芬服务的难民收容所因被日军强占而结束。素芬与婆母为生活所迫，随着贫民群众，在严冬去封锁区贩米，被日军发现驱入水塘监禁，历尽千辛万苦。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住在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上官云珠饰）家里。何文艳的丈夫温经理因附递被捕，张忠良又和何勾搭成奸。素芬久待丈夫不归，生活无靠，不得已去何家当女佣。一日，何文艳举行家宴，张忠良和刚到上海的王丽珍翩然起舞。当素芬认出跳舞的男人竟是日夜思念的丈夫，失手打落杯盘，四座哗然。素芬苦痛万端，从混乱中逃出，回家接读已在根据地工作的小叔张忠民来信，泣不成声，将实情禀告婆母。婆母愤极，携素芬母子来找张忠良。老母声泪俱下，力劝张忠良。但在王丽珍淫威之下，张忠良竟唯唯诺诺，不敢认素芬母子。素芬受尽欺辱，终于在绝望中投江自杀。

影评评论

在这个“好男人”接二连三堕落的当下，影片里变节的张忠良就是一记警钟，让内心蠢蠢欲动的男人们看到，走上歧路有多危险，也让女人提前预习一下，好男人都是怎么变质的。

凡事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下造成的。从内因上看，张忠良的转变过程是经历了几分挣扎的。他起初看不惯同事们迟到、上班不务正业，毫无革命的气氛，然而王丽珍的“好言相劝”，使他又把傲骨压了下去。其实，张忠良不得不对王丽珍妥协，他寄人篱下，靠王丽珍的人脉生存，得罪了她和她的干爹庞浩公，张忠良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从主观上来说，他这是迫不得已与其为伍。但整体来看，外因的作用对他的作用更大。逐渐地，张忠良就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那就是奢靡的生活方式对他的侵袭，而最终的结果证实他完全被征服。前线的战争没能打倒他，结果后方安逸稳定的生活却将他腐蚀。这正验证了他所说的那句话：“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变质的好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默默忍让的女人。张忠良的妻子素芬，就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勤劳、坚强、隐忍，同时也对爱情抱有最纯洁的憧憬。她和张忠良的爱情始于爱国，本着共同的抗日理想，他们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张忠良的那句“但愿我们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她才能忍受了接下来十几年的痛苦磨难，含辛茹苦照顾着婆婆和儿子，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张忠良放弃了革命，更抛妻弃子，注定要被人所指摘。全片最高潮的一幕出现在了舞会上，素芬是仆人，张忠良是主人，而且还搂着现任太太王丽珍。当真相彻底曝光的时候，张忠良的反应是：撒谎。他解释：我以为你们都已经死了。而素芬的反应是：我走。在面对出轨的丈夫时，她没有责骂，反而表现出了软弱。对于了解情况的我们来说，真可谓怒其不争。素芬是不敢争，她清楚自己的地位，她只是一个仆人，胳膊怎么能拧得过大腿？何况她已经被这个事实打击地不堪重负。最终跳河自杀成了她无声的反抗，也是她能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但这个代价太惨重，一老一小留在这吃人的社会里，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残酷呢？

其实残酷的事就摆在面前，王丽珍在车里拼命鸣笛，张忠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而他的面前就跪着生不如死的老母亲。他能表现出犹豫，就足以令人寒心的了。

素芬在临死前曾交代给儿子，“将来不要学你的爸爸，要学你的叔叔”。这个叔叔就是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他在片中戏份不多，但作为张忠良的一个对比，也算是导演注入的一股正能量。张忠民参加了敌后游击队，跟嫂子结了婚，在根据地工作。张忠民对革命热忱，对爱情专一，谁说好男人就一定要变坏呢？

虽然是部悲剧，但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热情从不让人失望。1947年，影片在上海连映了三个多余，平均每7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看过此片。在香港上映时，每当公交车到达平安电影院门口，售票员根本不用报站名，喊上一句“一江春水向东流啊！”立刻就会人去车空。这样的盛况恐怕连《阿凡达》都得望其项背。

尽管影片是极其成功的，但它的拍摄却是相当艰难。当时正值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依然持续，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物质短缺、物价飞涨，剧组的资金也是十分紧张。像富翁家里的盛宴，桌上摆放的全是死鱼死螃蟹，散发着难闻的腐臭味；雨景所用的雨，全是从附近的臭水沟里抽来的，可想而知那样的水淋在白杨身上得是什么感觉。当时拍摄所用的摄像机其实只有一部，为了尽可能减少胶片浪费，导演郑君里发明了一种“沙盘排阵”的方法来安排演员走位，经过演员与摄像机的反复排练，最终才进行真正拍摄。从成片来看，这样的尝试效果还是很好的。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条件下，《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终于拍摄完成。它的诞生，才真正给中国式的“史诗电影”下了定义。现在很多电影动不动就用“史诗”来为自己黄袍加身，然而单薄的爱情、浮夸的剧本和脱离历史的故事背景，根本撑不起史诗的厚度。其实68年前，《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把大时代的乱世和小人物的遭遇结合地天衣无缝，令闻者无不动容心伤，史诗片撼动心魄的力量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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