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④ 黄卫华 现在大学是平民教育,以前是精英教育

??考完以后，我总觉得自己有把握。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语文不考基础知识，就考一篇作文。（注：此处应为老师记忆错误，1977年江苏省高考语文考基础知识和作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四百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他的都尚可。我是化学好，化学五十分，我那五十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九十多分，语文大概八十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师去批卷子，作文题目是《决战》。农村里有个“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把前面一季的稻子割完，然后犁田，马上种第二季稻，这样人会非常疲惫，我就以这个为背景写了。因为老师知道我的文风，所以他一看就估猜是我的。阅卷回来他告诉我:“黄卫华，你这次语文，理科生能考到八十多分就不错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三百左右。

我考完就没有太多想法了，继续做代课教师。报考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孩子，能够鲤鱼跳出龙门，由农村户口变成国家户口，就不管哪个学校都觉得可以。因为我是老师，视力检查又是色弱，有些专业是限报的，我想可能我报师范学校会好一些。所以第一志愿我报的南京师范学院，那时候不叫大学，叫学院；第二志愿扬州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徐州师范学院，只能报三个志愿。我都是报的数学专业，因为我是数学教师，我想是不是会有倾向性一点，但最后录取基本上都结束了，也没有我的。

我算算我三百分也不是太多，因为十多年积压下来的人都参加了考试，从六六届一直到七七届。当时比较急，但又不晓得自己多少分，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年高考分数是不公开的，说是保密。我大哥在南京做小学教师，我说你到省招办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搞不清楚。反正那段时间，心情也不太好，后来我大姐夫跟我说，今年不行我们接着再考。他讲了之后一个礼拜，我说那就算了，就再考吧。正好那个礼拜六我回家——因为那时候我住在代课学校，我父母当时年纪比较大，我总不回去，不放心——回去以后，我妈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只知道是南京的一个学校，具体也不清楚，因为那个录取通知书是发到县文教局的。我第二天去查，是南京大学。

在高考三十年我们系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叫我谈感想，我说我就讲两句话，一句是感谢邓小平，第二句还是感谢邓小平。第一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他倡导了高考改革，让我们这些没有机会高考的可以参加高考了；第二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我当时已经算是现在讲的落榜生了，后来却又被南京大学录取，就是因为有个扩招问题。因为我们那届基数太大，邓小平他们就说这一批里面有很多好的苗子，希望各个学校挖潜，尽可能多地招一些学生。这样子一扩招就把我扩进去了。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考了二百九十七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后来被南大扩招进去？因为南京大学比其他院校早一天，而数学专业以往第一志愿招不满，那年有个作家叫徐迟，写了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报考的人多了一些，但还是不太多。南京大学就把数学好的人档案拿过来，总分和数学一起看，这样拿过去，我第一志愿录不到，第二、第三志愿就也录不到了。就扩招而言，我这个分数就算是高分，这样我就被录取了。我上大学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那个班开始招了二十二个人，后来扩招了九个，后来又从另一个专业——计算技术专业调配了十个，最终我们班（计算数学专业）有四十一个同学。

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

报到的时候，我当兵的二哥转业在南京，正好回家探亲，我就和他一起来南京，等于是他把我送到南京大学报到，然后再回自己单位去，实际上我来报到时也算是有家人陪伴了。我们扩招进来的，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开学典礼的场面不是很大，就在鼓楼校区教学楼的122教室，由韩星臣主讲。他们第一批1978年2月入学，我是3月底4月初进来的，这样二批学生之间的课程进度就相差近一个月的课程了。正好5月的时候，学校在溧阳有个农场，第一批的就去农场劳动去收割农作物了，劳动了三个礼拜。我们这些扩招的没去，就在学校加紧补课。

我们班“老三届”多一些，九个“老三届”，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出生者居多，班里有九个女生。“老三届”的水平明显高一些，辅导员会组织他们抽时间给我们补高中的数学知识，后来大家水平就比较接近了。我们那时候是五级计分制，就是一分到五分，五分是优秀，九十分以上就是五分，八十到八十九是四分，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保四争五”，没有哪个说我七十多分就行了。其实成绩的影响没有很大，但是大家都很努力，最后成绩都是四分、五分。单位过来要人，也知道我们这一届的水平，比较放心，把指标往南京大学一放，直接报人上去。

我们四十一个人在校学习的时候，大家真是都很珍惜这个再次学习的机会，都觉得这机会来得不容易。所有的课我们都是全到，就算是政治课也都去上，现在的学生可能对这类课程不感兴趣，但我们那时仍然认真听讲，很少在课上做数学作业之类的。所以辅导员不用管学生来不来上课，上课时是否认真听讲。我们那时候的辅导员，是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根本不需要管我们的学习，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

锻炼，要把我们的身体搞好，因为出现了一些为了学习而累坏的同学。班里也有个别同学挂科，顶多一门课一两个。我们班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在北京大学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田刚教授，他早就是院士了，而且应该是全国七七级的第一个院士。

那时候我们用电都受限制，晚上十点关灯，有的同学就会借着走廊上、盥洗室的灯看书，所以我们那届同学真的是很认真学习。我们那届最小的1961年出生，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相差十四岁，最小的同学就是原计算机系副主任，人称宋公。

我们那一届，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气氛比较融洽。应届考的同学，因为小，好像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们都包容他们，所以都很和气。我们年龄差距大，不像现在，干什么事情，大家一哄而上，一呼百应。我们这一届有自己的稳重，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是互相之间也没什么隔阂。

我们那时候教室里基

本上没有桌子，都是扶手椅，哪个教室椅子不够了，去别的教室搬一下就行。晚上也可以在那边自习，不过晚上九点就关灯了。宿舍是晚上十点关灯，熬不了夜，除非你在走廊上、盥洗室里。浴室是全校一个。宿舍楼里的盥洗室，就只有一排水池，四五个水龙头。旁边就是厕所，厕所不是现在一个一个的，都是很简陋的。我们洗澡，夏天可以用冷水那么一冲，冬天就要到浴室。浴室也比较便宜，我们洗澡一次三分钱，也不是一直开的，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我们那一届住宿比较紧张。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八个人一个宿舍，十八平米的房间，高低铺十个床位，八个住人，两个放东西。我们来了以后，一个房间分一个，就九个住人，一个放东西，所以很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三年级。

饮食的情况，我们第一年是包伙食，就是一个班十人或者八人一桌，给个大牌子，凭牌子统一打几个菜——用那种大脸盆——打了菜大家一起吃。大家分配好每次谁去打菜。二年级以后就分开了，自己去买着吃。伙食马马虎虎吧，对于我们农村的学生来说，肯定是比在家里好多了。我们在家一天三顿稀饭，根本吃不到干饭，但是我在学校里一天两顿干饭，还吃不习惯，晚上还想找些稀饭吃。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人民助学金制度，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档次，我一开始拿的是二等，一个月十几块钱，一年后给我上调为一等。这是根据家庭情况的变化定的，基本上就够吃饭了。有的同学是带薪的“老三届”，从工厂里来上学，单位还发着工资，那他们肯定就不要了。当时班里大概有四五个带薪的。那时候是有粮票的，我们上学是二十八斤一个月，这是全国的规定：国家户口，成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上大学就从农村户口转到国家户口了，所以是二十八斤。

我们数学系不需要什么设备，一支考研或者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老师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什么书教。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后隔了好几年才招生，招了之后，有的就是初中水平，上大学后根本不会，所以他们这个书也难教。而且教材也没有，他们还得编教材。既要编教材，又要补中学的课，还要讲课。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非常敬业，同学有问题，要问老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是没问题的。你找老师讨论，他很乐意给你解答。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质疑课，同学不去向老师问问题，老师会把一批学生叫过来，把一些模糊的数学概念拿来提问，所以我现在有些严谨的东西，都是跟他们学来的，他们都是言传身教。“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职称问题，恢复之后他们基本都是讲师，副教授很少，很多老师也比较年轻。数学系有一个老师，身体不太好，今天宣布提为副教授，第二天就被发现在家里去世了，就是太辛苦了。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非常稀缺，全国基本上都这样。那时候的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博物馆。我们借书就写一个条子，交给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进去找，找了以后，要是没有就借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的参考书，就很难找，即使有，也可能被人家借走了。借书倒也不需要签字什么的，就是有个图书目录，对应着卡片写要借的书。借书就在借书证上做记录，一个人只能借四本书。数学系有自己的图书馆，但是不对本科生开放，到大四做毕业论文时才开放。

我们那时候没有军训，有英语、政治、体育、物理，以及各种数学课程。我们有第二外语，而且是必须的，就是自己选一门外国语。我当时选的德语，我们还有些“老三届”，当时选的是俄语。专业课和现在差不多，难度上肯定是我们那时候难，要是拿来考现在的学生，那肯定是考倒一大片。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平民教育，我们那时候是精英教育，所以应该说现在学生学得要比我们那时候简单些。我们那时候哪管难还是不难，老师出题考就考了。我记得有一门课程，早上八点钟开始考，我们都是考到十点就交卷，有一个同学考到十二点，老师也就陪她到十二点。当然这是特例，因为那个同学脑子有点小问题，老师就很有耐心，一直在那里等她，我们都吃完饭回来等下午上课了，她还在做。

我们和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不太一样，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个电影叫《决裂》，里面提出一个观点，说这手上的老茧皮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那时候有个张铁生，“白卷英雄”，他交了白卷来上大学，怎么能跟得上，所以他们的教学没有我们正规。我们是从正常渠道进来的，所以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复习考核上，都是很正规的。他们的教学内容应该比较简单，不然他们也跟不上，所以后来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国家专门有规定，工农兵学员留校，如果没有研究生学历是不能任教的。

我大学时候对于社团、学生会之类的，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人来找我，我也不愿意去，因为还是想学习。因为我丢了三年，又有了学习机会，机会来得不容易，我们大家都很珍惜。但是也有人喜欢做些社会工作。不过我偶尔会去看看电影，学校的大礼堂每个礼拜会放一场电影。我记得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阿诗玛》，杨丽坤演的，还有《五朵金花》这些老电影，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也有，国内自己拍的，像《苦果》《驼铃》这些是属于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没有现在看的爱情片。西方电影几乎没有，只有一个日本电影《望乡》，是栗原小卷主演的，她是记者，去采访一个日本慰安妇，场景不在日本，好像是在东南亚，她就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是外国的，又涉及敏感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在辅导员那里用一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的。为了消除电影的影响，电影前面的铺垫可能差不多和电影一个长度，它就是要你正确地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我那时候喜欢看小说，就是在考试之前，也会借一本，熄灯之前，看那么几页，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