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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耕田 水到渠成 /

要注意的是，「专题笔记」专栏是为了让同学们对每个高频考点的知识框架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我们会列出知识框架，并对部分较难理解的内容进行简要讲解。如果同学们在阅读时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参照文末的文献来源，自行查找原文进行精读。

今天，小田心就为大家带来第一篇笔记——国际传播专题。

小田心建议：根据往年真题的不同考察方式，小田心为大家整理了多个拓展知识点，内容较多，建议大家以积累框架为主，在理解具体内容的基础上，选择性记忆即可~

田心说：以下有关国际传播的概念需要简单记忆。

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基本主体包括国家、国际机构、超级国家机构、同盟或地区集团、跨国组织或运动、国内各种集团或组织以及个人。国际传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并与国家或民族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

二、相关概念

田心说：以下几个概念建议以名词解释的形式记忆。

（一）国际传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

国际传播能力是一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竞争力与影响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能力作为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综合利用各种要素、资源、渠道、手段向“文化他者”有效传播文化、信息和价值观的能力，以及在国际受众中形成的正面引导力、认同力和影响力；是不断拓展国际话语空间、赢得国际话语权，进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石。

传播能力是传播实力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公信力、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等内容；而传播力则是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由此可见，国际传播能力是一国全方位、多层次地向国际受众进行有效传播的综合实力；而国际传播力是一国向他国有效传播信息的硬件和抵达范围，以及所产生的传播效力，它是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表征和评价指标。

（二）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指的是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针对与主权国家自身利益或责任的相关事务发表意见、表达观点态度的权利，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在国际层面上的综合应用。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是参与国际事务的各类型主体引导国际舆论，形成国际影响力，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掌握了话语权就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要转化为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对现实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即从“能够说”到“有人听”“有人应”，再到“传得开”的国际传播过程。

（三）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民众、机构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国家形象包括三个层次内涵：一是国家客观形象，即一个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内在支撑的实然状态；二是国家虚拟形象，即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国家形象；三是公众认知形象，即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获得的对国家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看法和认定。一个国家的客观状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自然资源、社会、教育、科技、国民等，这些是国家形象的基础。但国家形象不是这些客观状态的简单反映，而是国家系统运动产生的信息，经过国家主控群组、国际传播者和他国主控群组的系列描述、传输以及重复博弈，在社会公众头脑中加工形成的形象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目标明确定位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出了新的目标和具体要求。

（四）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为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和《传播和文化统治》。文化帝国主义即指来自发达国家的、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出现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一、它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来进行扩张。二、这种扩张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的销售来实现全球性文化支配。三、这种文化价值的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来实现。

（五）信息主权

信息主权，最早由诺顿斯登和赫伯特·席勒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中提出，即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二、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三、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信息主权弥补了国家主权理论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空缺，对破除发达国家推行的信息霸权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六）全球传播

一般认为，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扩大和发展，它既包括传统的国际传播的各个领域，又拥有自己的全新课题。全球传播的出现与跨国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全球信息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主要是国家社会及其代表，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间国际机构。而在全球传播中，其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里既包括各种各样的跨国活动团体，也包括以开拓世界市场为目的的企业，还包括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众多一般个人。全球传播的主要媒介依然是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但与此同时，具备多种媒体功能的互联网，正在成为全球传播的大平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国际传播中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不同，全球传播关注的是全世界全人类范围的问题。全球传播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跨国界、跨文化的交往和信息传播日益频繁，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摩擦、碰撞和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影响等问题也日益重要。

（七）对外传播

对外传播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为受众，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传播国家政府信息和国际新闻信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目标的涉外传播活动。对外传播具备以下四个特点：传播对象主要为国际受众；目的性明确；传播方式多样化；技术性较强。

（八）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即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体系和表征体系之间的个人或群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最早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提出。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的融合、矛盾、冲突与解决等；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跨越文化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

（九）转文化传播

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转文化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推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平台世界主义”是新全球化时代媒介生态的重要特色，多元赋权的互联网社交媒体是转文化传播实践的核心场域。相较于“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更加柔和且不具有侵略性，也更能体现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切磋。它强调的是开放包容、文化平等，在世界和民族、普遍和特殊中有机融合，实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它致力于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发展和创新，渴求建立一个平等交流、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新世界，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同化。在新全球化的语境下，“转文化传播”的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相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明显更具时代特征，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到特定时期对“跨文化传播”恰到好处的升级。

（十）世界传播

世界传播最早由法国著名的信息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提出，他提出传播世界化理论。马特拉提出用“传播的世界化”取代传播的“全球化”，以“世界传播”概念取代“全球传播”概念。世界传播剥离了蕴含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内涵，脱离了任何国家利益及国际战略，剩余下纯粹地理空间上的信息跨国自由扩散之义。因而世界传播更加能彰显出世界范围内个体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的、本土的等诸多多样性的尊严和价值。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传播的演变历程

田心说：这一部分建议仔细阅读，了解即可。

（一）“介绍—展示”框架内，“向世界说明中国”

改革开放至21世纪前夕，中国国际传播围绕“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主线，以“介绍、解释、说明、展示”等为关键词，依托“两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一报（《中国日报》）、一刊（《北京周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展开了对中国各方面情况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宣传介绍活动。这一阶段我国外宣积极适应媒介环境，主动回应国际舆论议题，但国际传播活动仍以事务性工作的形式展开，传播主体仍集中于专门机构。

（二）“走出去”战略下，“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步入21世纪，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加深互相了解的需求。在“走出去”战略的强调下，“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我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展开国际传播活动——媒介更新带来新的传播可能，在顶层设计与民间交往中，网络力量日益凸显；孔子学院、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进一步深化了语言与文化传播的中国实践，畅通了我国与外部交流的信息渠道，展现了21世纪“非同凡响”的中国新形象，见证了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由“宣传”向“传播”的变迁。此阶段，我国国际传播活动在信息量与技术占有、传播手段成熟度、国际形象塑造策略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三）大外宣格局下，“讲好中国故事”

2009年，随着公共外交被提升至战略高度，以及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规划的出台，中国国际传播逐渐由此前专职部门负责的事务性工作转向协同发力的整体性战略任务。同时，在互联网技术飞速革新驱动媒介生态变革、国内外传播环境相应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加大媒介融合布局，整合媒体资源，初步构建出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了内宣外宣一体化发展。围绕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本阶段中国国际传播踊跃发声，主动开拓，展开积极自塑的传播实践，多元主体、多方互动、复调传播的大外宣格局初步形成。

（四）凝聚共识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我国加快了媒体走出去战略布局，正式形成了“1+6+n”的立体化大外宣格局（旗舰媒体：cgtn；六大央媒：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同年，“一带一路”建设正式开启。面对复杂变动的国际形势和仍显被动的国际传播秩序，在凝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国际传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立足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逻辑，依托智能传播技术，融“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于一体，积极步入参与构建国际传播秩序的新阶段。

四、我国国际传播的问题

田心说：这一部分建议同学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记

忆，同时可以背诵小标题，在考场上灵活运用。

（一）格局视野狭窄

就国际传播的主体来看，我国当前国际传播的主力军是政府和媒体，而企业、智库、高校、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参与国际传播的程度较低，参与的主动意识不强，总体格局还没有完全打开，各方面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各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程度较低。

（二）资源整合不足

目前我国国际传播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外信息文化资源的挖掘、处理、加工、利用、共享与整合力度不够，对国内与国外新闻、文化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体育新闻等的协调分配方面也存在不足。另外，从现实实践来看，我国国际传播工作在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也存在采访不充分、不深入，不能全面掌握一手材料等的不足，这就导致对国际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道常常流于表面，缺少创新性和生动性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三）宣传色彩浓厚

在“宣传本位”观念的长期主导下，我国国际传播通常采用更为宏观的、官方的、理性的视角来报道新闻，观点立场倾向比较明显，“重摆事实讲道理、轻故事化的表达和戏剧性的描述”，人文色彩较为淡薄，说教意味较为浓厚，等等。

另外，这种“宣传本位”观念本质上是一种“传者本位”观念，在全媒体时代，随着受众地位不断提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传者本位”已经让位于“受众本位”。深受以往“传者本位”观念影响的国际传播，往往很难考虑到国际受众的需求、兴趣和接受习惯，多是单向地向外输出信息，缺少与国际受众的平等对话和深层互动，使得我国国际传播的受众接受度降低、传播效能减弱。

（四）策略方法不当

在传播的策略方法技巧等方面，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国国际传播的人才结构较为单一，多为媒体从业人员，缺少专家型人才、外籍人才、多语种人才和其他行业领域的人才，且从业者在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等方面有待拓展和提高，其专业能力不应仅限于传统的采编能力，还需包括内容策划能力、对全媒体的协调运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等。

在传播形式和报道方法方面，我国国际传播创新利用文字、图片、音视频、直播等新传播形式和国际会议、活动、高校、智库等新平台和渠道进行融合传播方面，以及实现传播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宣和外宣的统筹等方面，仍需加大努力。

在本土化策略方面，我国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国际化传播的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以往我国国际传播常常采用“重国内、轻国外”的报道策略，在推进内容生产的本土化、平台渠道的本土化、人员机构的本土化、传播方式的本土化等方面力度不够，等等。

（五）舆论引导不力

在舆论引导方面，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国际传播在主动设置议题、紧密追踪国际热点话题、发出中国声音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主动利用国际重大事务积极引导舆论、揭露事实真相正面回应舆论、巧妙运用传播策略有效引导舆论等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我国国际传播的对策

田心说：此部分内容需要进行记忆，尤其需要重点记忆小标题，也可用于回答“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战略的可行路径”等题目。

（一）观念更新：树立立体化的大宣传工作理念

首先，要深刻理解“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内涵。这就要求：第一要有国家站位，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第二要坚持真实的原则，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展现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这是增强国际传播可信度和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要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地展现中国形象，包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历史等各个方面，结合历史、实践和现实，综合运用平民视角、专家视角、官方视角等多个视角，开展国际传播。

其次，要打破思维桎梏，构建和完善大外宣格局。不仅要打破以媒体传播为主力的外宣思维定势，充分调动媒体、企业、个人、民间团体、教育研究机构等各战线各领域的力量；而且要打破传统媒体思维的局限，融合采用多样化、个性化的新传播技术、叙事方式和表达渠道等；更要摆脱传统的“以宣传为本位”的思维模式，加强与国际受众的平等对话、双向沟通和深层互动等。

再次，要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要求我们要跳出以往过度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思路，更加注重从中国的特殊性中阐释其普遍性意义，实现中国方案的世界化；而且要求防止盲目崇拜外国经验的做法，更加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借鉴外国经验，实现世界方案的中国化，始终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二）体制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首先，要加强对国际传播工作的顶层设计与研究部署。其次，要加大对战略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应用。第三，要完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三）实践创新：实现媒体融合发展与全面创新

首先，要不断改进传播的策略方式方法，实现本土化传播、精准化传播、全球化传播、故事化传播，注重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增强传播内容的趣味性和人情味等。其次，要加强对新技术、新平台的创新使用与充分利用，根据不同平台的不同特点策划新闻报道。第三，要加强与国外媒体尤其是当地媒体的合作互动。第四，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引导国际舆论。第五，要加强与国际受众的深层次互动交流，以用户为中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粉丝的数量以及收藏、评论、点赞和转发量是衡量国际传播媒体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直接关系着国际传播的传播效能。

（四）话语建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同时，还专门就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设提出了许多设想和要求，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从理论上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指明了方向。

（五）人才培养：建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首先要优化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可以将国际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人才招揽到国际传播队伍之中，尤其是从知华友华的群体中吸纳人才，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其次，要全面提高国际传播人才的综合素养和业务能力。要努力培养国际传播工作者成为专家型、全媒型人才，打造一批既熟悉中国国情又深谙国际传播、既具有非凡洞察力和知识素养又具有卓越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另外，可以将国内外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培养成国际意见领袖，使其为中国发声代言，引导国际舆论。此外，提高我国民众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媒介素养以及国际传播意识，有时也十分重要。

田心说：这一部分内容建议背诵小标题，形成完整的答题框架。

（一）智能传播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新机遇

1.全媒体系统扩充传播模式

全媒体系统为我国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模式渠道。全媒体系统在智能技术的基础上，将分散的媒介平台进行整合，建立数据整合分析平台，成为用户数据的集中运营中心，运用大数据客观分析受众的信息接收与传递过程，为用户提供更加立体的信息呈现形态。全媒体系统突破传统媒体单一滞后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一种便捷快速的内容传播新模式。

2.人工智能辅助深化传播内容

人工智能技术为我国的国际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可大大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内容表达的多样性，提升海外用户对内容理解的准确度。人工智能技术是智能传播的重要支撑，可以通过准确分析用户的语言习惯，创作出适合用户的语言内容，打破国际传播中因语言不同而产生的交流隔阂，提升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用户对传播内容的深度理解。

3.技术结合打破传播边界

智能传播将技术与场景相结合，打破了场景传播边界，有效提升了国际传播影响力。智能传播可以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于各种场景，无论娱乐还是消费，都可以通过智能传播打破传播边界，方便用户接收传播内容。

（二）智能传播时代我国国际传播面临挑战

1.人机失调削弱传播效果

在国际传播中，信息内容的把关机制极为重要。在智能传播时代，智能机器人被纳入信息把关机制，根据人类设定的标准进行信息把关。但智能机器人在技术层面缺乏变通，有时会过度注重信息筛选，而忽视信息内容的人文关系，容易导致人机关系失调，使信息内容生硬老套，削弱信息传播效果。如何处理人机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开展国际传播工作面对的一项技术挑战。

2.智能社交影响主流话语表达

智能传播时代引起社交方式的发展变革。社交平台互动方式多样，用户可以在媒介平台中自由地进行话语表达与互动。随着用户的话语权不断上升，其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同时，当下的国际网络环境中出现了一批“机器人账户”，它们可以自动识别相关词汇，展开评论、互动等传播行为，但很容易被具有意识形态偏向的舆论所操控。这些“机器人账户”数量庞大，识别快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引导舆论，阻碍我国国际传播的主流话语表达。

3.算法茧房限制国际叙事

在智能传播中，利用算法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是传播领域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欧美发达国家的算法数据传播平台的影响力相对较高，关键在于掌握了数据主动权，对我国的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构成较大影响。他们为用户建构有利于本国舆论的算法茧房，将海外用户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的国际理念进行隔绝，阻碍了我国的国际叙事与形象表达，不利于我国向海外公众呈现真实客观的大国形象。

（三）智能传播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策略

1.科技赋能：人机互联共建传播格局

要平衡人与智能科技之间的关系，就要有机联合两者，共同构建传播新格局。智能科技中的算法技术是人的智力成果在智能领域的体现，在进行算法技术开发与使用时，开发者与使用者应坚守伦理与道德底线，在遵循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发挥技术优势。算法技术在运作时，同样需要专业人员的协助，这样才能在保证信息传递速度的同时，加入人文关怀，实现科技价值与人文理念的相互融合，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展现我国的大国形象，促进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

例如，新华社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将机器人记者“快笔小新”与传统记者相联合，实现人机互联，共同生产有深度、有价值的国际新闻产品。

2.叙事赋能：全球视角表达主流话语

我国应该积极应对“机器人账户”这类负面的舆论操控，转变叙事视角，从全球视野的高度讲述中国故事，大力传播主流话语叙事，创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传播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国际负面舆论不攻自破。我国同时可借助智能科技，分析不同国度文化背景与叙事习惯，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叙事内容创新，为海外用户提供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国际传播内容，传递中国声音，实现全球沟通；用事实和高质量的传播内容有力反击“机器人账户”的恶意评论，扭转不利于我国发展的负面国际舆论走向。

例如，“望海楼”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中的时事评论专区，其内容发布从全球视野出发，围绕中外关系进行评论，以全球叙事角度与舆论引领的评论议题，有力回应海外恶意评论，向国际社会展现大国形象，展示大国担当。

3.数据赋能：智能传播矩阵突破算法茧房

为了破除算法茧房的传播障碍，我国应设立完整的数据智能传播矩阵，以大数据为起点，将庞大的数据进行识别整合、深度挖掘分析，用算法技术把数据内容进行提炼重组，形成体系化、成规模的国际中心数据库，掌握数据主动权，为媒体矩阵传播提供数据支持。在国际突发事件当中，要及时从数据库中提取深度内容，利用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介传播形式，多角度地进行国际叙事与话语表达，使海外用户可以通过不同途径，直接、快速地接收到我国传递出的信息。

例如，为了应对国外舆论环境中算法茧房对我国国际叙事带来的限制，新华社设立“互联网专线”栏目，通过智能技术直接进入客户端软件，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内容直面海外读者。“互联网专线”栏目与新华社海外客户端齐头并进，形成对外传播立体矩阵，从根本上打破了国际传播环境中的数据茧房。

4.空间赋能：积极利用国际传播网络

曼纽尔·卡斯特根据网络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卡斯特认为，信息流动不存在空间边界与限制；信息内容在不同空间的传递，在国际环境中形成信息的自由流动空间。

智能传播在流动空间的基础上，将空间网络进行泛化连接，让所有用户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及时接收到相同的内容，为国际信息传播打造畅通无阻的绿色网络。在国际传播网络中，传播者与智能机器相互协作，共同构建有深度、有价值的传播网络通道；利用国际传播网络，及时将我国的话语表达传递给国际社会，在第一时间回应国际环境中的负面舆论；国际传播网络让各国产生信息连接，减少信息传播壁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算法茧房对我国国际传播效果的不利影响。

二、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

田心说：这一部分内容建议背诵小标题，形成完整的答题框架。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

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声音

疫情期间，中国积极援助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越来越关键，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声音更加受到国际关注。

2.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少数政客媒体对中国制度的抹黑更加苍白无力

此前西方多以“没有人权”等话语体系抹黑中国。现在西方国家疫情持续越久，就越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成功，“侵犯人权”等论调不攻自破，而中国构建的“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话语体系，开始登上道义制高点。

3.新生力量不断成长，国际传播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疫情使得传播渠道越来越侧重于网络和手机移动端，而我国在网络应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抗疫期间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传播事例。如新华社通过推特账号发布了一则名为《病毒往事》（once upon a virus）的短视频，用“乐高”式的兵马俑和自由女神，再现了疫情发展时间线，形象展示了美国的胡言乱语和自相矛盾。24小时网络直播火神山医院建设，让海内外网友“云监工”见证“中国奇迹”，引发西方社会二次深入传播。这些传播成功跨越了国界限制和文化差异，有较强的传播力。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1.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大环境日趋复杂

全球疫情呈现长期化态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各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民众生活、思想都有新变化。受外国负面宣传影响，西方民众对我国的好感度降低。

2.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和污名化力度，全方位排挤我国际传播阵地

美国屡出政策限制中国驻美机构、企业、记者、外交官、赴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部分西方国家跟随奉行对华打压政策。有的外国媒体平台对支持中国的言论采取直接限制措施，如推特公司放任攻击中国的“水军”，却移除了数万个中方用来发布信息、客观介绍中国疫情应对的账号。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不可避免会遇到更多困难。

3.国际传播能力西强我弱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舆论反击能力成为突出短板

疫情期间，我国际传播总体处于“守势”。应对舆论攻击的反击方式和渠道有限，能直接与西方媒体、专家深度对话的人才储备少，发布的信息政治性较强而可读性不足，常被西方选择性报道，传播效果难达预期。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

1.党的领导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坚强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这是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2.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和加强中外交流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基础

疫情期间，由于中国的出色表现，即使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报道一些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新闻。后疫情时代无论斗争如何激烈，也要坚定加强中外交流，鼓励更多外国官员、记者、民众到中国眼见为实，争取涌现一批新时代的埃德加·斯诺。

3.国际传播要做长期准备，弘扬长征精神

长征途中的传播经验，对于我们在困难环境下开辟国际传播阵地，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长征途中，红军以严明的纪律和对地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充分尊重，破除了群众的恐惧和敌意；以革命理想感染群众；以各种宣传形式贴近群众，让群众了解党和红军；以共情又通俗易懂的交流语言贴近群众。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还要提倡长征精神，吸引优秀人才长期扎根深耕中外交流，做很多艰苦细致争取人心的工作。

4.传播重心要偏向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

在必要的反驳和澄清事实之后，我们应将重心放在争取广大中间群体的理解信任支持、影响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上，并注意在当地民众中开展调研，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传播效果。

5.传播内容要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相联系

国际传播应该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实际将传播内容形象化、通俗化。要更多关心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心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做他们的贴心人，在此基础上，将他们所需的和我们想讲的结合起来，向其提供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介绍中国为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让外国民众对中国产生亲切感。此外还要加强对当地宗教、文化、历史的了解，避开敏感问题，避免负面效果。

6.传播渠道侧重于外国新兴网媒平台和大媒体

国际传播领域已有明显的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疫情将世界推入网络交流时代，要尽早入驻当地用户数多、影响力大的网媒平台。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屏等经典媒体渠道仍有较多受众，可同几家外国大媒体开展合作，提高中国的曝光度。

7.重视发挥新生代年轻人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

我国新生代年轻人爱国自信、个性自主、外语能力强，擅长制作图片、动图、短视频和开展网络直播，网络表达更有青春活力、亲和力和创造力，是网络传播的生力军。后疫情时代，要鼓励中国青年以各种新媒体形式展示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文化和思想，展示年轻人眼中的中国和世界，由有关媒体跟进转发。

8.赋予国际传播主体更大自主权，建立鼓励创新和容错机制

为了显示公正性，国际传播主体在正面报道的同时，也不能回避问题。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各方面都需要不断开拓创新，优先积累经验，大胆试错。

三、建构理想国家形象的现实路径

田心说：这一部分内容建议背诵小标题，形成完整的答题框架。

（一）建设强大的战略传播体系

首先，要树立“大宣传”的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渠道、平台，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

其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官方媒体，包括打造以中央级权威媒体为核心的国际传媒集群，吸纳外国记者，动员热爱我国文化的外籍人士来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官方媒体走向世界；推进国际媒体在对象国的落地推广，加强媒体间的国际合作等，让世界读懂中国。

其三，大力发展新兴媒体，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其四，发掘民间传播资源，打造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与丰富立体的传播渠道。大量组织、企业和个人在国外媒体上的账号，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其作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官方渠道。民间资源是国际传播中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其潜力亟需充分发掘。

（二）提升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在于话语体系的建设。所谓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展现。话语权力的获取首先依靠的是占有一定的发声渠道，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是国际传播的基础。其次，话语权提升在于其发出的声音能否被国际公众听见、听清、听进，即能否被国际公众所接受和理解。

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社会科学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打造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反映中国人民的真情实感和认知态度，又要找准与对象国家话语的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切合对象国家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

（三）尊重传播规律，增强区域化、分众化表达

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面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国际实体，传播主体必须认识并尊重国家形象的传播规律，掌握国家形象的传播艺术，增强差异化表达。

首先，国家形象的构建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中要想提高传播的效能，必须坚持互相尊重、文明平等的原则，单向的或居高临下的传播不会有效果。这就要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其次，说服和争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层的民众是构建理想国家形象的直接目标。由于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和受众的多样性，有必要针对不同国家及地区、不同民族的受众，采取精准化、区别化的传播，运用目标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四）以人为本，建立国际传播统一战线

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国家形象的构建最终也是靠人去实现。因此，在国际传播领域也要以人为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成具有生命活力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

首先，在职业传媒中，新闻专业人才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资源。其次，充分利用国内其他领域、其他行业、其他部门的人力资源和传播资源。其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般的公众也是传播国家形象的名片。最后，借力外国媒体平台和团结国外舆论领袖，建立强大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推动内宣外宣全面发展，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

四、“讲好中国故事”

田心说：这一部分内容建议背诵小标题，形成完整的答题框架。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

1.塑造国家良好形象

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为基本诉求点，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服务，这是首要目标。通过讲述发生在中国的鲜活生动的故事，让世界人民看到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看到一个坚持改革开放、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国，看到一个虽然日益繁荣强大但始终热爱和平的中国。

2.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我们要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把中国故事讲好，让中国声音传遍天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观点，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处事原则的认识和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就是传播真相、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化解攻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声音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3.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对中华文明进行系统而准确的总结描述，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4.服务党和国家对外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对外战略。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国家战略传播的层面来规划和设计讲好中国故事的整体格局，把握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度效，提高贴近性和系统性，形成协同效应。

（二）讲好中国故事的实施路径

1.以“中国梦”为旗帜，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的相通性

讲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要服务于实现“中国梦”这一根本目的。讲好中国故事，要讲的就是国家富强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的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阐释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生活。同时，要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从而为我国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2.以提高“道义感召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取向，讲述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崛起的故事

寻求共识、提高“道义感召力”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方向。我们要寻求的不仅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共识，而且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共识。我们要提高的“道义感召力”应该是针对全人类的，“得道多助”，我们讲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崛起的故事。

经过不同场合的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名片。学者程曼丽认为，在以往重点研判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现在中国领导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

3.以“国际视角”为主要特色，摒弃传统单向灌输思维，找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讲好中国故事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面向国外受众和国外媒体，因此需要以国际视角为主要特色。首先，要了解国外受众的关切，讲国外受众感兴趣的故事。其次，要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思维。第三，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与讲好世界故事结合起来，找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4.以“全球一体化传播”为依托，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

讲好中国故事应以全球一体化传播为发展方向，不能把范围局限于外国受众和外国媒体，反之，应重视国内传播的基础性作用，打通国内外，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4年上半年新华社对“月球车玉兔”的报道，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媒体，还引发了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

（三）利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

1.拓展传播渠道，善用社交媒体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依靠主流传统媒体对国家形象的系统塑造，同时也要依靠新媒体进行差异化、碎片化的补充，打通线上舆论场与线下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讨论与关注。

加强境外新媒体布局，拓展传播渠道，一方面可以通过借助国际成熟社交媒体传播平台，快速融入国际舆论场。积极推动国内主流媒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知名企业等的海外新媒体建设，成立专业的运营团队，维持稳定的受众群体，提高账户活跃度和用户黏性，有利于在面对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中有效形成合力，主动发声，消弭偏见，凝聚共识，及时准确传递中国声音。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借船出海，还要造船出海，建设自身传播渠道，还要积极推广国内知名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等的海外发展。让国内社交媒体“走出去”，有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话题热度，构建更为多元与合理的国际社交媒体格局。

2.创新内容生产，传播特色中国

首先，要善于运用适合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元素及呈现方式，根据不同媒体平台及用户特征有针对性地打造原创高质量内容。

其次，新媒体对外传播在事关中国道路、政策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国家站位，不缺位、不失声，在国际热点的新闻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展现全面、真实的大国形象。

最后，在注重宏观报道的同时，还要围绕新形势、新变化，为新媒体传播注入新活力、新内容。

此外，还应当充分利用新媒体互动性特征，及时对海外受众的反馈做出反应，分析受众特征与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内容和策略，增强新媒体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影响力。

3.创新话语体系，建设大国形象

在量身打造新媒体原创高质量内容的基础之上，还应重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我们要深入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和跨文化传播技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生活方式、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探寻共同利益，寻找情感共鸣，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外思想，构建出富含中国特色，同时又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

在语言表达技巧上，转变官方话语体系，拒绝官话、套话，摒弃严肃刻板的表达方式；注意去宣传化、去概念化，“讲故事”要重于讲道理；因地制宜，遵循当地的逻辑思维方式，突破中外文化的隔膜；更多地使用个性化、本土化的网络语言，体现亲切、人性化的话语特色。这些话语方式的改变都有利于拉近与海外受众的距离，收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

4.增强媒介素养，加强队伍建设

建设一批视野宽广、精熟业务的新媒体人才队伍，是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前提和基础，是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依托国内外一流高校与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引进高质量培训项目，加强在语言、文化、技术、思维等方面的立体培养，打造政治过硬、专业过硬、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新媒体人才队伍。同时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海外专业人才，着力引进具有国际主流媒体工作经验的高素质从业人员；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主流媒体、政府部门等学习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和跨文化传播技巧，定期组织进修深造，推动新形势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传播

田心说：这一部分内容建议背诵小标题，形成完整的答题框架。

面对横亘于国际传播之前的数字霸权的技术区隔、文化霸权的话语攻讦、后疫情时代全球风险对传播秩序和传播基础的干扰与动摇等障碍，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在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立场上，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的积极实践中，从传播语境、传播视角、传播渠道等方面，思考新形势下的前沿问题。

（一）全球治理传播语境中话语优势的巩固升级

1.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主题，突破国际传播文化差异

在当前全球治理的传播语境中，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目的在于探寻更加合理的全球生存和发展空间。“人类共同价值”秉持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与“和合思维”重构文化价值，挖掘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对抗性叙事框架的修正，是突破国际传播文化差异、文化壁垒的重要主题，也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着力弘扬的主题。

2.挖掘“共在性”国际传播议题，提升主动设置议题能力

在全球风险蔓延、不确定性成为普遍性的当下，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摒除对抗意识，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下明确自身主体性，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挖掘全球“共在性”议题。多元包容、融通互济的“一带一路”故事就是全球治理视域中的一个典型议题。

3.借力共情传播策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国际传播中，中国不乏“好故事”，却面临“说了传不开”的话语困境，因此在明确价值基点和传播议题的基础上，“共情”作为传播策略也应被纳入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建构中。

全球抗疫实践中，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发挥了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作用，附着在援助物资上的各国名言收获了众多感动。当前国际传播中，中国形象的“可信、可爱、可敬”更离不开与传播对象的情感共振。

（二）全球中国传播视野下的特色建构与知识生产

1.明确主体，凝练特色，融通中外

中国特色可以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讲好全球中国故事，例如中国抗疫工作、中国脱贫攻坚工作、“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新四史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都可以成为全球性议题中被挖掘书写的故事；二是以中华独特文化基因为纽带，建立起中国与全球的价值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的“仁”、以“人”为核心以及“会通”精神等都可作为共同价值实现与域外的互通。

概言之，通过对“古代”“现代”“全球”的多维融合，构建出国际传播中全球中国的特色表述。

2.以学术自觉实现特色知识生产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问题、概念使用、材料文献、立场等方面都具备学术自觉，同时，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也应当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从学术情怀与问题意识出发，聚焦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基点，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生发出新的知识生产。

3.破立并举，坚守主线统领，夯实学理支撑

需结合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从实际出发，在概念界定、理论明晰、框架搭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明确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特色与立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相结合，吸纳新内容，创立新理论，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充分发挥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

（三）全球数字平台环境中的传播路径创新

1.争取网络空间同盟，创新国际化数字平台建设

面对政治与资本因素对中国国际传播“借船出海”的空间挤压、对中国声音的遏制，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发挥主动性，强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输出，提倡国际交往理性与多边主义合作共赢，传播中国“多利益攸关方”的网络空间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在争取网络空间同盟的基础上，创新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平台。通过调动科技企业技术优势、出海媒体既有经验、官方顶层设计以及国际舆论场响亮的中国声音等联动力量，打造以“共同价值”为定位、以“公共服务”为特性、以“中国故事”为重点的新型数字平台，突破当前美国主导的数字霸权，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

2.发展数字公共外交，完善战略传播体系

相较于发达国家，由于平台限制等原因，中国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公共外交的个体数量仍然较少，因此发展数字公共外交需要先积极调动多元传播主体的主动性，尤其是借助非政府组织力量，通过多途径、多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数字环境中的“公民外交官”(citizen diplomat)作用。留学生群体、学术交流、智库等多样活动，商业、人文、个体经验等多层次多角度叙事均可助力国际传播突围。

此外，发展数字公共外交，在动员传播主体的同时，还需要明确传播目标，转变大水漫灌式传播为精准化传播，即依据目标受众的不同特性，传播具有针对性的内容，以促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而包括精准化传播的系列设想的实现则脱离不开战略传播的规划——以关键受众为目标，整合协调各类资源与多元传播者。就数字公共外交而言，战略传播体制机制完善可体现于明确主管部门、整合数字平台资源、制定数字外交战略等方面，以目标性和整合性为抓手，探索更机动灵活、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公共外交，助力中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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